本文以建国后沈从文的书信和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把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分析建国后沈从文的精神世界和文学观念,以及他是怎样逐渐放弃文学创作走向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在四十年代的创作倾向分为两种：书写湘西现实的小说、抒发内心独白与困境的散文。现实世界的战争与堕落,导致沈从文幻想的湘西世界倒塌,他不得不直面现实。他批判吃喝享乐的生活观,追求兼具“美”与“爱”生命观。1949年3月,由于客观环境的急剧变化和主观思想的困境,沈从文选择自杀。幸运的是及时发现并抢救成功。建国后,沈从文选择文物研究,但是他从未真正放弃文学创作。他时刻关注着文坛,痛斥时下文学创作的弊端,阐述文学创作的理念。首先,文学创作需要作家对人生有透彻理解,及作家自身生命分量的成熟。其次,动静结合：人事变化和自然环境相互辉映。最后,作家需要自由支配的时间。盛行的文学作品是集体观念的适当反映,作家的个性完全被抹杀,毫无艺术性。国家依靠此起彼伏的文艺运动宣传思想、巩固领导地位。文学创作被纳入国家体制之中,创作要遵循上级的安排。“跛者不忘履”,双百方针之后,沈从文创作的心再次活跃,最后长篇小说创作无疾而终。沈从文适应不了文学创作条条框框的限制。他选择做时代的边缘者,做个孤独的垂钓者,坚持“有情”的文学。他始终认为文学是作家生活体验的感悟和升华。沈从文处于极度苦恼之中,深知自己的文学观念无法被此时的社会认可,只能被拒于文学创作之外,无法公开写作,所以在私密的书信当中真诚的表达自己对于文学的留恋。这是他放弃文学写作的最主要的原因。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重新开辟一番新天地,在与瓶瓶罐罐的相处之中,感悟和追思古人的生活,寻找精神寄托。文物研究占据了沈从文的大部分精力,缺少自由支配的时间进行创作。沈从文虽然没能在继续文学创作,却在文物研究领域取得一番成就,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