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著名小说家，他的一些主要作品中蕴含着对殖民主义的思考。本文试图从后殖民角度对史蒂文森第一部成功的小说《金银岛》、其中期历史小说《诱拐》、以及其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退潮》进行研究。这三部小说分别是其早期、中期和晚期作品的代表，体现了其小说艺术的发展和他对西方殖民主义态度的转变。　　本文主要运用萨义德在《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的对位阅读法、文本化态度、东方的客体化和帝国主义态度与参照系理论，以及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提出的低等情结和依赖情结等概念，对这三部小说进行了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萨义德的对位阅读法，揭示《金银岛》中被殖民话语霸权压抑的叙事，发现岛上的财富来自西方海盗在东方的掠夺，因此虚构的“金银岛”可以视为西方殖民统治下的东方在文学上的象征。史蒂文森早年没到过东方，创作《金银岛》时完全依赖西方文本和想象，把殖民宣传当成了东方现实，因此“金银岛”的形象也被东方学文本化态度扭曲了，同时无人的“金银岛”也被客体化成了没有自我意志，单纯满足西方欲望的工具。《金银岛》围绕着简单明了的“绅士”与“海盗”之间道德上的二元对立展开故事情节，但是在道德二元对立之下，还存在着双方理性与非理性行为方式的对立。此时的史蒂文森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殖民主义思维方式，在《金银岛》中默许甚至鼓吹殖民掠夺。　　《诱拐》以苏格兰斯图亚特党人起义为背景，反映了十八世纪上半叶苏格兰人民在英国政府统治下的痛苦与反抗。小说两位主人公分别是低地少年大卫与高地起义者艾伦，他们虽同属苏格兰民族，却在语言、政治立场、道德标准和文化价值观上截然不同。他们的差异反映出苏格兰当时低地文化与高地文化的二元对立，这种民族内部的文化二元对立比《金银岛》中人物角色的二元对立大大发展了，可以运用法农的低等情结和依赖情结来解释。《诱拐》中大多数低地角色受到了殖民主义低等情节的影响，蔑视本族传统文化，认为仍然保持着苏格兰文化传统的高地人民“野蛮”。因此，小说中的低地角色大多抛弃了本族文化，完全依赖英语语言文化，陷入了殖民主义的依赖情结。史蒂文森在《诱拐》中从本民族被征服的历史出发，反思殖民主义的罪恶。　　《退潮》反映了史蒂文森晚期对殖民主义的幻灭。在南太平洋上，史蒂文森亲眼目睹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罪恶，放弃了早期的东方学文本化态度，从自身苏格兰民族背景出发，理解并同情东方土著。因此，土著角色在《退潮》中出现了，拥有了独立的身份，甚至在道德上超越了西方角色。此外，《退潮》中的二元对立也复杂化了。表面上看，小说中似乎仍然存在着白人殖民者之间道德上的二元对立，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个西方角色都存在着自身内部的善恶两面性，这揭示了殖民者的双重身份：他们既是西方社会的体面公民，又是东方的掠夺者。但是即使在南太平洋上，史蒂文森也未能摆脱帝国主义态度与参照系的影响，仍然以西方背景为标准塑造东方角色。　　最后，在总结以上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得出结论：随着史蒂文森生活经历的丰富和小说艺术的发展，他对殖民主义和东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无意识地认同殖民主义、忽略东方人民并鼓吹殖民征服，转变为有意识地批判殖民主义，同情殖民地人民和揭露殖民罪恶。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选择史蒂文森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历时地探讨其小说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并研究他对东方和殖民主义态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