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迅猛增长。1979年中国实际利用FDI金额几乎为零,2007年这一指标增加到747.68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近几十年来利用FDI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却极不平衡。流入中国的FDI绝大部分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地带,内陆地区只吸引了很少部分的FDI。基于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FDI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遏制地区差距的继续扩大,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FDI流向中西部地区。各地方政府也积极采取措施吸引FDI。研究影响FDI区位决定的因素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能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实际参考。针对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涌现出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一般将每个区域看作独立的均质个体,忽略了空间效应(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在FDI的区位决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能导致模型误设定和估计偏差问题,其理论推导和实证结果值得商榷。本文与同领域已有研究的明显区别在于在FDI区位分析中明确纳入了空间效应,并采用空间统计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其进行妥善处理。尽管已经有关于利用FDI总体成就和一般模式的详尽描述,却很少有研究对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特点进行量化分析。在对FDI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进行简单回顾之后,我们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1983-2007年FDI在中国各省区的分布格局及空间动态演变进行了研究。Moran’s I指数揭示了长期以来FDI地区分布整体正向空间相关的特征,具有相似FDI水平的地区在地理上趋于集聚,而不是随机分布。Moran散点图显示了FDI在东部地区高水平集聚和西部地区低水平集聚的空间格局。局部空间联系指标进一步评估了局部空间相关的形式和显著性程度。这些发现说明,在FDI区位研究中应该对空间效应给予足够重视与妥善处理以获得科学可信的结论。已有大多数关于FDI区位决定的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双边框架上,考虑FDI的类型并从空间效应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在新近发展起来的“第三方效应”理论基础上,我们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1998-2007年间中国31个省区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发现,流入中国的FDI以复合垂直型为主导。FDI的地区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一个省区所吸引的FDI会受到周边省区FDI流入以及其他不可测因素的影响。市场规模和交通基础设施都有利于吸引FDI,而高工资、过多政府干预和低市场化程度阻止了FDI的进入。我们所尝试的人力资本变量与各省份的FDI流入水平之间没有发现统计上显著的联系。以2006年中国大陆24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FDI的区位决定进行研究发现,从全国城市来看,除了劳动力素质、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集聚经济以外,空间相关性也是影响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一个城市吸引的FDI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区位条件,还与周边城市的FDI正相关。劳动力成本在区位决定中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分地区分析发现,FDI在东、中、西部城市的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差异。中国各省区在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地区FDI与各区位因素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空间变化。如果存在这种空间非稳定性,运用普通的全局回归无法确切反映实际的经济地理现象,需要运用诸如地理加权回归(GWR)等局部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与传统回归分析仅能够产生“平均”或“全局”的参数估计不同,GWR产生的“局部”参数估计揭示了变量关系随空间位置的不同而发生的改变。我们运用GWR模型对中国各地区FDI水平与决定因素之间的空间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GWR模型对FDI在中国区域分布的拟合效果优于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区域FDI水平与各种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的空间变异,我们利用GIS技术对变量估计值的空间变异性进行了直观显示。近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FDI流入。城市利用FDI对数值的Moran’sI指数和Moran散点图表明长三角城市在利用FDI方面呈现局部集群和分化,形成了中心——外围空间分布格局。为了进一步了解区域FDI流入的机制,我们利用GWR模型对长三角地区城市FDI流入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市场规模、产业结构以及集聚因素是影响该地区FDI分布的重要因素。各因素在不同城市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变异。在结论部分,我们总结了主要的研究发现并据此讨论其政策涵义,并对进步研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