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接踵而至，对人们的生活健康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环境保护问题一跃成为社会的当红热点话题之一，国家有关部门也越来越重视环境的治理问题。而技术创新作为现阶段应对经济发展与环境矛盾问题的主要手段，直接关系着企业的未来发展和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探讨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企业该如何应对环境规制。以往文献的研究结果指出，环境规制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影响了企业的绩效。第一，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的环保支出，从而加重企业成本负担，降低了企业的绩效。第二，环境规制会改变企业外部环境，影响企业内部行为，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水平。有鉴于此，本文把技术创新设定为中介变量，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估算出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以及机制。在数据收集中，本文通过查阅《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社会责任报告》以及翻查各个上市企业年报的方法，收集了93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从2008年-2017年共计10年的面板数据，并且通过国泰安、Wind数据库、佰腾网及巨潮资讯网等途径得到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相关数据。在收集了相关数据后，本文首先利用因子分析法估算出各家企业绩效的综合得分。然后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绩效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三种规制工具和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分为以下四点。第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促进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有效性，并且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产生长远的积极影响。但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的企业间具有差异，西部地区的市场型及公众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绩效并无显著影响。第三，企业技术创新与绩效呈显著正相关。第四，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政府、企业和社会三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政府相关部门要创新环境规制方式，采用有效率的环境规制工具，加强环境监督，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完善市场竞争机制。第二，企业要改变对环境规制的看法，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向绿色发展转型。第三，社会群众要充分发挥公众力量，加强“软约束”的监管效用。本文基于微观企业的视角，比较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及间接影响，为宏观经济政策推动企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可靠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