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通过“存在论的区分”，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在“此在在世”的阐释中，将追问存在的方式由追问存在的根据转向了存在自身的显现。其意义在于，海德格尔彻底的清算了存在追问中的实体主义之根，将人的存在置于虚无之地，使人的存在问题获得了独立性的理解，并使之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人本真存在的认识达到了一种自觉。这种自觉表现在：首先，他对物化与理性的非人化保持着一种自觉。他将外物纳入“世界性”中加以考察，其实质是外物在人的存在中获得存在的意义，与此相应的是理性相对于存在来说便处于派生的地位。其次，他对“共在”中的“沉沦”保持着一种自觉。将个体的存在纳入“时间性”中加以考察，并强调存在的有限性，主张让存在回归意义以克服存在之虚无。然而，《存在与时间》只关注于外部世界、理性以及他人在人的存在中的地位与意义，却未深究和提出它们与人的存在之间相互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这种理论的空缺就使得本真存在由于缺少了支撑而摆脱不了异化的纠缠，其可能性就成为可质疑的了，从而使得《存在与时间》对人存在的揭示陷入了本真与异化的悖论之中。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潜在的是科学理性的人性化与非人性化，显在的是“共在”中的非本真与个体的本真。马克思从人的存在状态和存在结构的非自足、非完满性出发，把人的存在理解为“对象性存在”和“社会性存在”。这为思考《存在与时间》中的悖论性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照。通过这种参照可以看出，对存在本真的自觉须与人的本质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相结合，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存在中本真与异化的悖论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