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于中国这个较大人口规模和有限城市建设用地双重制约的国家,高密度紧凑型的住区发展模式近年来已经在大中城市的中心区广泛存在,并将成为未来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同时,追求开发效率与经济效益为先使得高密度的城市空间环境极易出现过度拥挤、环境品质下降等问题。居民与绿色空间环境的接触不断减少、缺乏健康的户外活动与社交,易引发各类健康与亚健康问题。作为居民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触到的、进行体力活动的场所,高层高密度住区邻里环境同时也是密度与健康宜居这组常见矛盾孪生体最集中呈现的典型区域,机遇与挑战并存。本文以大城市高层高密度住区的邻里环境以及居民的体力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规划学、社会学与环境行为学等视角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影响机制。论文针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高层高密度住区进行研究,将国外既有研究理论与国内实际情况相结合,探讨在不同建成环境及人文背景下其影响机制的差异,对提升我国住区体力活动促进效应具有现实意义。基于社会生态模型,从“个体、社会、环境”三元交互视角出发,考虑心理与认知、社会环境、建成环境三个维度,综合主观感知环境与客观建成环境两个层面,应用不同的研究尺度与测量方法,建立多源数据融合的数据集,构建了研究高层高密度住区环境对居民体力活动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以天津市中心城区为案例区,通过对37个高层高密度住区、1558个有效居民样本的现场踏勘和问卷调研,运用多元回归及结构方程模型等量化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多维度要素对体力活动的影响机制,以及多维度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得到以下结果:在心理与认知层面:自我效能是对三种类型的体力活动都有显著促进作用的心理要素,且对休闲活动最显著。愉悦度位于影响休闲性活动的第二位,而意图对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有显著影响。出行态度是影响交通性体力活动的最重要的心理因素,感知益处与主观感知环境有一定相关性。在社会环境层面:家庭和朋友的支持均会促进非机动车通勤和生活性出行,而社区对健康及体力活动的组织和宣传更影响生活性出行。社区交往对各种类型的体力活动均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居民之间越和谐、交往越多,体力活动水平越高。社会环境层面的要素对生活性出行的整体解释度最高,休闲性体力活动次之,通勤出行最少。在主观建成环境感知层面:基于高层高密度住区的环境特征,构建了符合研究对象特征的住区内部建成环境感知测量工具,获取了内外双感知环境报告。实证表明,针对休闲性体力活动,住区外部感知要素比内部感知要素解释度大。有显著影响的因子为外部环境的环境美观与安全性因子、街道连通性因子、外部活动场所及设施感知因子。针对生活性出行,内部建成环境感知变量的解释度远远比外部感知要素的解释度大。有显著影响的因子为内部的休憩与活动性因子,外部活动场所及设施感知因子。在客观建成环境层面:居民非机动车通勤出行活动量与小区距市中心距离、五分钟生活圈内生活服务设施数量呈负相关关系,与小区内部路网密度呈正相关。15分钟生活圈内的土地利用混合度、10分钟生活圈内的公交站个数与非机动车生活性出行活动量呈正相关关系。住区内部的建筑视觉比例、水面积比例与机动车生活性出行活动量呈负向关系。与休闲性体力活动正相关的是5分钟生活圈内的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呈负相关的为住区内部的建筑视觉比例,与住区内部的交叉口密度呈二次曲线关系。在多维度要素交互作用方面:建成环境主观感知要素中的外部步行环境感知、内部环境感知要素,是通过心理与认知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对体力活动产生影响。而外部活动及设施感知要素是只通过社会环境要素对体力活动产生影响。此外,影响社会环境要素最显著的是外部活动场所与环境感知要素,影响心理与社会认知要素最显著的是外部步行环境感知要素。社会环境因素可以直接影响通勤出行活动及生活性出行活动,并主要以心理与认知因素为中介影响体力活动。而心理与认知要素及社会环境要素在客观建成环境因素对体力活动的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从促进体力活动的角度,给出了住区规划从中观到微观的若干设计策略,从规划引导与设计指引等方面制定相应的优化促进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