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912-1949)这一时间段落,给予了辛亥革命叙事一个完整的意义空间。民国文学的辛亥叙事作品,按其与辛亥革命的时间距离来划分,可分为“在场性”叙述和“历史性”叙述。“在场性”叙述的核心旨归是对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辛亥革命进行是非评判,并对民主共和进行理想化的建构。对于“从帝制到共和”这一国家制度的世纪转换,立场不同的文学家建构了全然不同的文学景观。将革命者、清遗民、旁观者、宗教界人士的“证词”综合起来,我们得以看到一个完整的辛亥革命。“在场性”叙述的形式载体,以古体诗歌为主,歌谣、传奇体小说、政论体小说为辅,极具“过渡之时代”的特征。“历史性”叙述承载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意义内涵。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民国文学家对于辛亥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愈加深入的思考和开掘。以一○年代、二O年代、三○年代作为时间轴,考察辛亥叙事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演变轨迹,不难发现民国文学辛亥叙事在三个层面上的价值。民国文学的辛亥叙事,从“臣民与国民”的角度,回答了“辛亥革命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的问题。除却那些抽象的政治层面的变化,民国文学家叙述了-场场“小我”的战役。从臣民到国民的跨越,意味着从生理、心理到精神层面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过程伴随着兴奋、艰难与阵痛,构筑着中华民族的现代人格。从这一意义来看,民国文学中的辛亥叙事,实际上将鲁迅式的绝望叙事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稀释,令今天的人们对辛亥革命于中国和国人的深刻影响,对于“国民身份”的来之不易有了更具象的认识。作为历史段落存在的辛亥革命,在民国作家的笔下,开启了“革命与城市”的叙事进程。从清末民初的《孽海花》,到一O年代的《广陵潮》、二○年代的《龙套人语》、三○年代的《大波》,明显地呈现出“空间感”的强化。对城市中普通人的辛亥变迁的展示、更为庞杂的人物架构和多线性的情节推进,令辛亥叙事逐渐具备了史诗气质,呈现出了日趋清晰的历史精神。这种历史精神的最终指向是“人”的放大。国人在辛亥革命中得以成长,得以锻造。他们敢于投身历史,敢于表达意愿,敢于发出声音,敢于揭露真相,敢于为真理和民主献身。对这一历史精神的重新确认,是民国文学辛亥叙事的核心指向。民国作家的“革命叙事”,展现了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一方面,民国文学家塑造了20世纪中国第一批具有“英雄”意义的革命党人形象。陈去病、陆士谔、杨尘因、姚鹓雏、鲁迅、田汉等等文学家于不同时期、不同文体中所描摹的孙中山形象,实证了孙中山之于辛亥革命、之于民国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其所建构的一些“革命叙事”的基本模式被后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直接沿用,而它内部存在的“人性还原”又与新时期以来的革命书写遥相辉映,精神相接。民国文学的辛亥叙事,是文学家们对辛亥革命精神传统的一种回溯与确立,隆重开启了中国文学“革命叙事”的序幕。综观民国文学的辛亥叙事,我们时刻意识到,对于民国而言,辛亥革命不仅是一个“开启”,也是一种“丧失”。辛亥叙事承载着对不断“丧失”的辛亥传统的缅怀和召唤,承载着对民国“假共和”的深切批判。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反观民国文学的辛亥叙事,其意义不仅在于认识真相,更重要的在于“拾得”。盘点民国文学中的辛亥叙事,是对以往因意识形态规约而忽略的内容进行钩沉,是对百年来辛亥记忆的修正与重建,更是通过其所揭示的辛亥革命的本质和意义,提供当下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