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等问题逐渐出现。大量研究表明,我国正面临着阶层分化逐渐固化的问题,无疑会加大收入分配差距,而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有助于缓解我国阶层固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尤其是在当今,在全球经济受新冠疫情影响、经济上行乏力的情况下,优化国内收入分配格局已然成为拉动内需,释放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对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正值当下。本文利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CHIP）1999、2002、2008和2013年城镇部分的数据,测算城镇居民代际收入弹性以及代际收入流动的传递机制,具体内容为:首先,运用对数线性模型测算1999-2013年代际收入弹性;其次,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根据子代的群体差异研究代际收入流动性;最后,运用条件对数模型和Blanden分解法,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家庭资产三方面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传递机制进行分析,分别测算三种传递机制在代际收入流动过程中的贡献度及其变化,并对不同群体传递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第一,1999-2013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态势,在0.341-0.422之间波动。低收入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高收入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较高,近年来中低收入群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所改善。关于代际收入流动的性别差异显示,2008年以来,男性与女性的代际收入弹性差距明显缩小,说明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女性劳动力得到解放,更加独立。第二,从代际收入流动的传递机制来看,家庭资产成为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最大的因素,其次是人力资本,最后是社会资本。具体来看,根据条件对数收入模型,人力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贡献度介于2.3%-12.6%之间;社会资本的贡献度介于0.9%-12.2%之间;金融资产的贡献度介于4.2%-23.4%之间;耐用消费品的贡献度介于5.6%-10.3%之间,变化相对稳定;房产价值的贡献度介于6.9%-16.2%之间,从1999年到2008年贡献度一直上升,其贡献度上升主要是因为投资率上升。CHIP2013年数据中并不包含房产价值,但是根据房产趋势和房产价值的贡献度,可以预测,房产价值在代际收入流动中的贡献度将会进一步上升。第三,根据父代收入、子代性别、子代收入划分群体,对代际收入流动传递机制的群体差异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对于父代不同收入的群体来说,当父代为低收入群体时,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要比高收入群体大很多,而金融资产对于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影响的差别不大;对不同子代性别的群体来说,职业在代际收入流动传递机制中影响差别最大;对各个分位点的子代收入群体来说,相比于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的贡献度,家庭资产的贡献度具有绝对的优势。根据以上实证分析结果,为了促进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提高社会公平性,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完善教育体制改革,简化教育贷款门槛,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保证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贫困群体接受教育的权利和能力;第二,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进一步解放女性劳动力,降低职场的“性别歧视现象”;第三,规范资本市场,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加强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保护,营造健康的金融环境,引导居民的多余资金流向收益性较高的金融资产;第四,控制房价,使资本投资方向由虚拟经济转向实体经济,抑制房产泡沫,推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