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改变当时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状况,先后进行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当时国势混乱的局面。通过这一些列的改良和革命,梁启超逐渐认识到中国改良和革命道路皆不成功的根源在于国民性,提出了“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的号召,直言要想实现新国家、组建新政府、建立新制度,必须先要培养新国民,而培养新民的关键在于改变国人的奴性,改变国人的束身寡过、自私自利的国民性,使国人树立公德意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为此,梁在《新民说》一书当中开国人民德建设之先河,详细论述了公德和私德的内涵、功能及其关系。尽管其在论证和阐述方面存在明显的逻辑不严密、前后矛盾、论据不足、论证方式不科学与学说不够系统、深刻等不足,但瑕不掩瑜,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思想的提出对当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浪潮的掀起,对当时国民奴性的改变和国民意识的唤醒与新思想的启蒙,对后世公德私德关系的处理提供借鉴和反思都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本文以当时历史为背景,结合梁启超本人的著作和参考其他学者的文献资料,从伦理学学科角度系统梳理和探究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介绍了梁启超民德思想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同时阐释了新民的内涵和目的以及民德思想在培养新民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总结了梁启超《新民说》中的公德思想,涵盖了公德的基本内涵、提倡缘由和实现方法,后一部分介绍了《新民说》中的私德思想,包括私德的含义、私德堕落原因以及私德作为铸造新民第一要义的原因等问题;三是在前两章内容的基础上概括和凝练出公德和私德相互统一、相互独立的关系,并对梁启超有关公私两德关系的论述进行反思,重点解决了梁启超思想前后转变处的关键论断——“公德效果论”、“私德堕落论”和“私德外推论”等值得探究的问题;四是结合梁启超本人的公德私德意识培养路径来对新时期培养公德私德道路进行探究;最后一部分简明扼要地分析了梁启超关于公私两德及其关系论述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