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作为楚文化的代表，有着完全不同于儒道的知性思维和主客二分的哲学品性。屈骚诗学是以气为本体论的生命诗学，具有独特的美学气质。人类任何一种文化形式都是人精神的创造。屈骚诗学精神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以肯定生命价值的自我意识；二是以正道直行把道义担当到底的知性思维为代表的风骨精神；三是注重人本质力量创造性的自救精神。李白、杜甫诗歌创作都以屈骚为大源，受屈骚诗学精神自我意识的影响，李白和杜甫首先作为士人都树立了要为帝王师的最高理想人格价值形象，这是士人对自己作为士人的本质力量高度的自信和肯定。当外王的环节被粉碎，生命价值遭到毁灭，他们又同时采取了屈骚诗学的自救精神，充分发挥人的本质力量的创造性，赋诗自明（证），用诗歌创作证明了自我生命本体价值的存在。“我创作，故我在”，就是屈骚诗学的核心精神，是一种充满悲剧性的自救精神，诗就是士人自己本质力量创造性的结果，是对他们生命价值的肯定和救赎。屈原、李白和杜甫三人都有自认为出身不俗的家世背景，都有为帝王师的情结，走的都是内圣外王之道，渴求圣君贤臣的遇合，都有成就自我价值短暂的庙堂经历，都曾遭馋受贬外放，救世之道受阻。士志于道，内圣的人格决定了他们不能放弃对圣化之梦的追求，而道不通，就意味着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生命价值要落空，“意”就会有所郁结。“意”在这里是一种追求理想的生命精神,具有生命本体的性质，“气”正是这种生命本体被压抑的存在状态。屈骚和李杜诗歌中那些郁结而激荡着的悲气正是他们对自己生命本体存在状态和生命精神的关注，是一种贤圣之人不得通其道的产物。他们的诗歌是他们的圣化之梦破灭之后所创造的充气之作，是他们本质力量创造性的结果。“我诗故我在”，一个被称为“东方诗魂”，一个被称为“诗仙”，一个被称为“诗圣”，分别使他们失落的生命价值都得到了一定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