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河洛文化与西晋诗风的生成关系。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梳理河洛文化的相关概念及其主要特征。“河洛”,是黄河与洛水的并称,指代黄河与洛水交汇的地域。学界对河洛区域范围有“四至”的认定。西晋时期河洛文化圈的范围较大,是狭义的中原文化。河洛文化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以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为主干的中国古代黄河与洛水交汇地域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河洛文化与西晋诗风相关联的特征主要有三个：根源性,是指夏、商、周三代的河洛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传统性,是指以河洛地域为定都之地的传统和以德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传统；嬗变性,着重探讨了河洛地域崇情传统的嬗变和学风的嬗变。第二章考察河洛文化与西晋诗人的内在关联。河洛文化与西晋诗人产生关联的媒介是洛阳：洛阳是河洛文化的中心地域,河洛文化与西晋政治、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洛阳占据着主导性地位；洛阳又是西晋诗人的主要集结地,西晋诗人共有75位,有确切记载居洛经历的是62位,占西晋诗人总数的83%。与河洛地域相关的诗歌数量,占西晋诗歌总量的90%以上。第三章考察河洛地域礼乐文化传统与西晋诗歌的雅正之风。河洛地域的礼乐文化传统形成于夏、商、周三代,西晋一朝的政治、学术均呈现出向先秦河洛地域礼乐文化传统复归的态势。“仪形古昔、合乎经礼”,为西晋宫廷雅乐体系的创制原则,催生了西晋宫廷雅乐歌辞的繁盛。在政治、学术复古精神的启引下,西晋一朝于《诗经》的礼乐价值有着深刻的体认。西晋诗人逐渐获得礼乐文化的身份认同,“雅颂”诗学观兴起,创作出大量以正面颂赞为主的、风格雅正的诗歌。西晋诗歌崇尚雅正的审美趣味,是礼乐文化在审美上的外化。第四章考察河洛地域崇情之风与西晋诗歌的“缘情”风貌。以文学与音乐为视点,考察先秦河洛地域的崇情之风：《诗经》集中体现着河洛地域先民对情感的崇尚；“郑声”则体现着河洛地域先民崇尚悲情的审美特质。先秦河洛地域的崇情传统,经过两汉的发展与嬗变,藉由魏晋时期声势浩大的崇情思潮,对其时的文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进而催生了陆机的“诗缘情”诗学观,使得西晋诗歌呈现出“缘情”的风貌：傅玄的“善言儿女”、张华的“儿女情多”,是对先秦河洛地域《诗经》情感书写传统的绍继；潘岳的“称情直往”、陆机的叹逝之悲,集中于对悲情的抒发,所继承的乃是先秦河洛地域“郑声”所代表的以悲为美的审美取向。第五章考察河洛地域清谈学风与西晋诗歌的“绮靡”特质。“绮靡”为“缘情”的外在属性,指诗歌语言形式的精妙和风格的柔美。发源于洛下的清谈学风,与西晋“绮靡”诗风的生成有着特殊的对应关系：河洛地域清谈学风启引了魏晋士人审美取向的转变；河洛地域清谈的辞采、声韵等语言之美,于西晋诗歌有一定程度的渗透；河洛地域清谈于“清”美的崇尚,启引了西晋诗人对诗歌清美质素的崇尚与实践,清美所具备的“单薄浮弱”的负价特质,与“绮靡”所包蕴的“力柔”质素相关。特选取陆机的作品为例,从语言形式上的辞采、声韵,结撰方式上的析文等角度,透视西晋诗歌的“绮靡”风貌。第六章考察洛下诗人雅集对西晋诗风的整体启引。与西晋对河洛地域礼乐文化的崇尚与践行相关的,是洛下诗人雅化的行为方式——雅集的盛行,“群”意识与“依附”意识,是洛下诗人雅集的文化内涵。洛下诗人雅集空间的审美指向对西晋诗风有一定程度的启引：华林园——引领典雅纯正的审美取向；金谷园——启引私我之情的抒发；洛水边——触发诗人情感及对美的崇尚。洛下诗人雅集中的文学活动对西晋诗风有一整体的启引：雅集带动诗歌创作,是对诗风的践行；雅集带动诗文品评,是对审美风格的体认；雅集带动诗文传播,是对诗风的推动与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