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惩罚事件对评级质量的影响——基于大公国际停评事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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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债券违约逐渐发生,投资者更加注重信用评级的准确性。债券评级最初是监管要求的债券发行门槛之一,其监管意义高于投资意义,且由于我国债券市场不曾发生违约,我国信用评级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备性一直颇受投资者质疑。2014年超日债违约打破了我国债券市场的刚兑,债券违约潮也随之出现,央行和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加强了对于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管,以期提高我国评级质量,同时促进我国债券市场的市场化进展。2018年8月,银行间交易商协会与证监会在实地检查后发布了对于大公国际的惩罚公文,指出大公国际在评级过程中存在内部控制缺失、利益交换导致丧失评级独立性等四种违规行为,并且严令禁止大公国际1年内新接评级业务。此次监管惩罚表明监管部门肃清评级行业的决心,是我国信用评级市场成立以来监管部门对评级机构实施的最为严苛的处罚,对大公国际乃至其他所有评级机构都敲响了警钟。本文以监管惩罚类事件为切入点,通过案例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的方式,探究监管对于评级市场评级质量的影响。基于文献对于评级质量的探究方法,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信用评级法和参考评级法,通过使用机构评级以及构建发行人付费评级与第三方评级差值的绝对值来开展研究。惩罚类监管直接作用于评级机构的业务行为,进而对评级机构利润形成影响,从而促使评级机构做到谨慎评级。声誉和评级购买均是监管对评级质量影响之中重要的中介影响因素。声誉是评级机构赖以生存的长期资本,监管惩罚事件对所涉及的评级机构会造成严重的声誉打击,同时会对未涉及的评级机构给予警示,在监管严惩之下,评级机构因此更加爱惜自身声誉以更好地竞争市场份额。本文以发改委打分作为高低声誉组区分依据以探究监管事件对不同声誉组的评级质量的影响。评级机构收入主要来源于发行债券的主体,由于评级机构向发行人收费,却向市场提供信息,因此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监管惩罚事件直接打击评级机构为利益交换而获取的收入,警示所有评级机构减少寻租的行为,提高评级的质量。本文通过我国监管公布的评级机构的信用合规报告,对评级机构的平均债券的评级收入进行测算后,加入监管惩罚事件和评级质量之中进行机制分析。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如下:第一,补充在评级机构监管方面的研究,从大公国际停评事件发生以及结束两个时间点探究监管惩罚类事件对于评级市场的影响以及此类影响的持续性;第二,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对此次事件的影响进行探究;第三,探究声誉和评级收入两种机制的作用,补充了评级收入机制对于评级质量影响的探究。本文选择2017年3季度至2020年4季度的发行主体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分析。通过案例分析本文得到了以下四个观点,第一,大公国际停评之后,评级市场份额和收入锐减,因此在复评之后存在维持高评级的倾向;第二,其他评级机构的调高评级行为减少,调低评级行为增加,评级收入也普遍减少;第三,受影响的发债主体中选择不更换评级机构的主体主要来自于难以发债的省份,有动机为维持高评级而选择同样的评级机构,而尾部评级机构亦有提高评级吸引客户的动机;第四,市场对始终为其他机构评级、更换评级机构以及始终为大公国际评级的三类主体反馈不同,其中始终为大公国际评级的主体信用利差最高,大公国际存续债券的二级估值上行也更加明显,也表明其市场信任度较差。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以下五点结论。第一,监管惩罚事件促使所有评级机构都更加谨慎评级,减少了虚高评级的情况,但是没有提高评级质量,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国机构可评级的种类过少,评级区分度太低,机构评级可调整的幅度过小,难以达到市场所期。具体分析最高评级等级的情况后发现,市场普遍认为AAA评级存在问题,调整幅度明显没有达到市场预期。第二,大公和非大公评级机构的评级调整幅度相仿,但是市场认为其他评级机构的评级质量高于大公国际。第三,高声誉评级机构在监管惩罚后更谨慎评级,评级质量的认可度也高于低声誉的评级机构。第四,监管惩罚事件降低了评级机构的收入,而评级机构收入与信用评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和评级差值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监管惩罚事件能够通过降低评级机构收入从而减少虚高评级的情况。第五,监管惩罚事件过后,评级机构依然维持了较为谨慎的评级,然而市场则进一步降低了对评级机构的信任程度。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第一,监管可以在现有评级等级的基础上细分评级,由于我国目前的评级习惯已经形成,很难直接将评级下调至AA级以下,应当在AAA、AA+、AA三种评级之间再增添评级子级,以增强评级的区分度;第二,评级机构收入进一步透明化,以减少寻租行为带来的隐性评级收入;第三,监管惩罚事件对评级机构的虚高评级和收入乱象均有很好的警示作用,可以提高监管事件的频率,降低惩罚的力度,监管常态化,督促评级机构谨慎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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