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转移是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并且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2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亿人①。在转移劳动力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2004年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现象,随后“民工荒”开始向内陆地区劳动力输出省份蔓延并爆发了全国性的“用工荒”,农民工工资开始上涨。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正在对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体制改革产生极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然而,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说明我国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特征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进入了新时代。因此正确判断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进程,加速二元经济结构转型,顺利度过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矛盾凸显期成为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难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全方位地分析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并进一步分析了促进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加速转型,即继续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结论为：1.以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理论中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为基础,从宏观角度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检验了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阶段性变化。从全国范围看,农业劳动边际产出于2006年由负变正,但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依然小于农业工资；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劳动供给曲线从2004年开始向上倾斜,说明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另外,全国和城镇的库兹涅茨曲线于2006年前后出现了倒U型曲线的拐点,总体上收入差距出现了缩小的趋势。因此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我国已在2006年后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进入了刘易斯转折阶段,即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分区域看,东部和中部地区代表性省份农业总产出曲线计算的农业劳动边际产由负转正的年份分别为2003年和2006年,但是两个地区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均小于农业工资。而西部地区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在零附近,说明西部地区依然在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周围徘徊；从制造业和建筑业劳动力供给模型可以明显看出,东部地区制造业工资上涨最快,而中西部地区建筑业工资的上升速度比东部快,行业的工资变动具有区域特征。因此,东部和中部地区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时间为2003年和2006年,而西部地区仍未跨越“短缺点”,未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因此,东、中、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存在时间和进程的差异。2.采用微观调查数据,从农民工工资和家庭农业劳动边际产出视角探索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微观证据。利用剔除了劳动力转移行为的自选择性和个体异质性的面板模型估计了农民工的工资方程。估计结果表明,个体特征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教育年限具有内生性且是农民工工资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控制了影响农民工实际工资的个体特征等其他因素之后,农民工实际工资于2006年出现了明显的上升的趋势,城市中转移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家庭农业产出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家庭农业中劳动边际产出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但是依然低于农业劳动小时工价并且远远低于雇工小时工价,说明农村依然存在剩余劳动力。另外,家庭中农业劳动小时工价小于雇工小时工价,说明我国当前农业现代化经营水平不高,且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剩余形式表现为时间剩余。城市地区劳动力出现短缺的同时农村劳动力仍存在剩余,则可以判断中国从2006年以后进入“短缺点”和“商业化点”之间刘易斯转折阶段。3.基于劳动力区位选择理论,通过修正劳动力区位选择偏误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 Model)实证研究了劳动力转移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变迁。修正了自选择偏误的处理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其中,劳动力转移的增收效应1993年最高,随后增收效应出现了下降趋势。2004年出现“民工荒”后,增收效应开始逐渐上升,反映了劳动力转移与收入差距的互动关系。农村劳动力对于工作区位自选择对于收入的影响是显著地,说明了从微观角度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各种效应时修正自选择偏误的必要性。另外,教育程度,特别是高中和职业教育是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对收入的影响程度逐渐上升。4.基于劳动力力市场分割理论,利用JMP动态分解方法研究了我国城市非技术工人和农民工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从静态角度看,样本期间内城市工人的工资均高于农民工,但是2004年之后二者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从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工资差距的动态变化看,禀赋特征效应中,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和学历的改进促进了收入差距的降低,同时城市工人与农民工职位差距变动扩大了收入差距。其次,禀赋特征的回报率变动,也就是可观测的个体特征溢价,即城市工人与农民工工资模式差距的降低促进了收入差距的下降。最后,歧视程度部分中差距效应的变动对降低城市非技术工人和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发挥了巨大作用。5.基于托达罗模型的预期收入思想以及比较优势框架,采用具有内生性的转换回归模型估计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微观机理。通过在收入方程中加入了内生选择性,采用可以有效修正自选择的两阶段方法,估计了包含决策方程以及转移者和非转移者收入的结构方程。结果表明,在结构决策方程中,预期收入的变化对转移决策的影响较大,因此支持了托达罗关于转移是对收入差距反应的分析框架。家庭中劳动力的个数显著影响劳动力的转移倾向,体现了农村家庭分配劳动力的角色作用。估计的收入方程中存在很强的自选择证据。因此在采用微观数据估计转移者或者非转移者的收入时应该考虑这种自选择的影响。自选择对于期望收入的影响均为正,这说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确实增加了农民的预期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另外,教育程度对于转移劳动力和非转移劳动力的收入影响均为正,并且在收入方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模型的估计结果还显示,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到城市地区,当前农村中务农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低于转移劳动力,这必将会影响我国农业生产,危害粮食安全。综上所述,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验证了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超越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是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阶段存在差别,西部地区相对落后于全国水平。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中的收入差距变动看,宏观方面全国以及城镇地区的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已经出现；微观方面劳动力转移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同时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工资差距也出现了缩小的趋势,说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开始逐渐发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阶段性变化。当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本和劳动等资源约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发展政策应同步调整,本文最后研究了加速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依然具有继续转移的潜力。因此,应该提高转移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同时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村地区教育投入,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人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