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推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法律制度是从西方借鉴而来的,这些制度依凭于程序正义的理念。作为一种源自于西方的重要理念,程序正义在西方思想文化中有着悠远的历史。程序正义不仅体现于西方的法律制度之中,而且还体现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之中。然而,中国学术界对程序正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法学领域,法学领域的程序正义研究很容易忽视程序正义与现代政治的内在关系。事实上,在自罗尔斯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中,程序正义是政治哲学家们重点讨论的对象。本文主要从政治哲学来研究程序正义与现代政治的内在关系,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经由程序正义来建构现代政治秩序?
　　 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塑造了理性主义的政治,程序正义奠基于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之中。程序正义具有形式理性的特质,而形式理性是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逐步发展的结果。对西方文化而言,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二分是自古罗马法以来的重要传统。程序正义基本上是与私人领域无涉的,它运用于公共领域之中。公共理性是公共领域的理性表现形式,因而程序正义与公共理性存在紧密的勾连。
　　 从现代性的视野来看,现代社会经历了世界的祛魅过程。世界的祛魅使得政治从神的政治转换为人的政治,而人的政治其实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政治。这意味着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论证方式发生了变化:与传统政治诉诸文化传统或者领袖的个人魅力来论证合法性不同,现代政治主要依靠理性的法律来运作,程序主义民主成为论证现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程序主义民主以程序正义的理念为依凭,因此程序正义对现代政治合法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后革命的时代,政治对秩序的建构意义得以彰显,建构性的政治哲学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主流。建构性的政治哲学是以建构主义为基本原则和方法的,即通过建构主义的方法来建构政治制度及秩序。程序正义对现代政治秩序具有积极的建构作用,它可以使权力受到限制,进而可以防止权力的滥用。不过,程序正义不是万能的,它有自身的局限性,程序正义应该与实质正义保持必要的张力。
　　 中国有实用理性和实质正义的文化传统。在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换的过程中,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各种制度正在逐步地冲击并改变着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和实质正义。程序正义可以使中国政治从关系性秩序走向程序性秩序,进而建构出合理的现代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