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数据产业的法治化发展时不我待。数据交易,作为数据产业最核心的驱动力量,尤其需要法律规制。我国数据交易行业自2014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已有十数家大型交易平台,产值规模巨大;国内各类超大型企业亦坐拥巨量数据资源,经济价值难以估量。加之,个人数据权益诉求日益高涨,公共数据共享计划逐步推进,我国数据交易产业目前的局面极其复杂,亟待民法规制。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就数据交易的民法规制问题展开研究。本文将数据的法学概念界定为描述客观事物属性及关系的各类字符集合,并以法学视角将数据分为个人数据、商业数据以及公共数据;本文将数据交易的法学概念确定为数据主体有偿处分其数据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并对数据交易的三类模式(个人数据收购模式、数据产品零售模式以及数据平台集中销售模式)以及数据交易法律关系的构成进行了分析。本文对我国典型数据交易平台的交易规则进行了考察,对我国数据交易的规制现状进行了梳理与总结,本文认为,虽然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据交易的法治化发展,但现行立法多聚焦于个人数据的保护,规制体系过于片面,另外,国家标准的实际推行效果存疑,执行力度不强。究其原因,则是民法学对数据交易的规制面临困境:即在理论层面,民法学对数据权利属性的界定,有“物权说”“知识产权”以及“无形财产说”之学术争议,各学说均存在不足,难有定论;在现实层面,民事法律难以认可不同数据主体所享有的财产性利益,数据交易中的各类合同亦存在效力及性质的判定困难。本文对域外数据交易法律规制实践进行了总括式概述,获知全球至少有一百余各国家或地区,通过对个人数据的立法保护间接规制数据交易行为;本文亦展开了针对性考察,发现全球范围内,对数据予以整体定性的国家仅有俄罗斯,但有关规定与《俄罗斯民法典》不相符;此外,其他国家仅对个人数据的性质予以界定,如美国将其界定为隐私权之客体、德国将其界定为一般人格权之客体、欧盟将其界定为“个人数据保护权”之客体;本文还对典型的数据交易规制体例进行了考察,发现欧盟采极其严苛的规制模式,商业数据主体利益几近被忽视;美国则更注重数据交易产业的自由发展,采相对宽松的规制模式,并创设了将行业自律规范纳入国家立法的安全港模式。此外,本文结合域外考察结果,对“数据定性难题”进行了反思与重审,认为民法应重新考虑“数据究竟是权利客体还是利益客体”这一问题,进而尝试探讨将数据权益区分界定的可能性,并以此作为完善我国数据交易民法规制的逻辑路标。本文结合国内外实践考察结果与理论分析基础,对我国数据交易的民法规制问题展开思考,提供以下思路和方法:首先,民法学应先对数据进行类型区分,再对其予以性质界定,具体而言,即将个人数据界定为“个人信息权”的客体、将商业数据界定为“数据财产利益”的客体、将公共数据界定为一种公共财产;其次,《民法典人格权编》要认可“个人信息权”,并对其定义方式、权利内容、收集处理原则以及侵权责任予以细化规定;再次,对商业数据主体赋予财产权会是大势所趋,但目前的时机还未成熟,立法层面的主要顾及在于无法有效的对该权利进行限制,而在技术手段足够成熟的将来,商业数据主体的权益配置,大概率会由其他法律进行规定,最终形成独立于知识产权,但包含于《民法典》的新型财产权体系;最后,本文结合已有研究结论,尝试对此前提出的,各类数据交易合同疑难问题予以回应:《个人数据交易合同》不能因其标的物为个人数据而当然无效,在取得数据主体或其监护人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该类合同应被认定为有效;《第三方数据平台交易合同》应被定性为授权使用合同;《数据供应与利润分配合同》的性质较为复杂,这类合同具有投资性质且更类似于“隐名的股权投资合同”,若实践中发生合同纠纷,可参考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以及《公司法》相关法律有关股东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