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和共享己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每个人都拥有手机、电脑等移动设备,都可以直接成为个人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大数据时代企业运营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个人信息被全面数据化和商业化,成为企业收集、利用、预测分析的首选目标。无序的企业运营使得个人信息保护面临严重危机,对此,欧洲基于对人的尊严的保护,美国基于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个人信息保护方案。在我国,当前的民法语境下狭义的隐私权保护方式,根本无法涵盖非秘密性却具有可识别性的个人信息的保护。因此,尽快进行我国个人信息的专门立法,完善行政监管体制,建立一整套企业运营过程中收集、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的法律规制,显得无比重要。文章主要分为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大数据时代企业运营新特征和个人信息的概念进行概述。21世纪以互联网科技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使得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通过“云服务”等技术端积累了海量包含个人信息的数据。企业运营方式开始走向以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应用以获取市场需求,进而创造具有竞争优势产品或服务的道路。个人信息有关联型、识别型、隐私型三种定义模式,而就其法律上的属性来说,有五种观点,本文赞同识别型模式,并把它归结为具体人格权的一项客体。第二部分:阐述当前企业运营中出现的个人信息保护危机并对危机成因进行分析。企业运营中由于不当措施导致非法采集处理和应用个人信息,并且缺乏防护意识导致个人信息数据被暴露。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信息的控制者与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信息主体与信息控制者不同的利益诉求,实质上反映了法的效率与正义的价值冲突。第三部分:针对企业运营中个人信息保护危机,存在个人信息控制说,信息自由说、利益衡平说三种理论争鸣。不同理论指引下导致美欧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欧盟将个人信息权利纳入基本人权,从而进行统一严格立法的方案;而美国基于有长期的重视传统,保障隐私的立法文件,主要针对公权力进行防备,企业运营中个人信息保护则主要以行业自律为主、采纳地方分散立法的方案。第四部分:联系上文,提出本文对个人信息危机的治理方案:基于利益衡平说的理论以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学习欧盟的经验,制定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设立针对信息数据保护的行政监督机构,加强政府对企业运营的监管;探索建立检察机关对侵犯个人信息的企业提起公益诉讼的司法救济途径;鼓励行业自律,政府牵头引导成立行业自律组织,拟定切实可行的行业自律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