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介入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学术自觉与理论创新,而且更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中的一种理论回响。不过,近些年来,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层出叠见”抑或研究进路“鳞次栉比”,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悄然“去中国化”的理论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故此,如果我们对其置之不理而放任自流的话,那么则势必会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目标相去甚远,乃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出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会遭致他者的“心非巷议”。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之所以会和“去中国化”的暗流不期而遇并身陷囹圄,其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视域与其研究对象“貌合神离”;另一方面,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权威的理论范式“靡然成风”。而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去中国化”的空场问题其实又可以复权于这样一个本源性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何出场、如何出场的理论问题。对此,既存的出场学范式则意味着空场问题“峰回路转”。第一,出场学范式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内在逻辑是“同符合契”的。第二,出场学将反思的问题学、文本-文献学、对话范式兼容并蓄且博采众长。这也就是说,出场学统筹兼顾了多元理论的研究范式。第三,出场学理论范式既是一种认识论,也是一种方法论前提。就认识论而言,正是因为我们能够在出场学视域下“盱衡大局”,进而“烘云托月”出中国社会语境与中国问题意识,从而将不会再以“去中国化”的范式逻辑而“无的放矢”。就方法论前提而言,正是由于多元理论研究范式“各执一词”,就意味着,我们则尤为需要一种兼具总体性和前瞻性、批判性与建构性的方法论。综上所述,一端向是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去中国化”的空场问题,另一端向是运用出场学范式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再中国化”的出场问题。总而言之,本文将上述两个端向合二为一,以出场学范式仆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去中国化”思潮的理论问题,进而在出场学视域下分别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出场语境和路径方面加以“凭轼旁观”,从而以期用出场学范式去“新硎初试”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