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权益保护与国际贸易与投资挂钩问题长期以来是既重要却又争议不断。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利用1998年《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的广泛认可性,将核心劳工标准纳入其主导的区域和双边贸易与投资协定劳工条款,并推动适用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于2020年完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并于2021年宣布申请加入CPTPP,均涉及美国和欧盟主导的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劳工条款。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历史、实证、比较等研究方法,研究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劳工条款适用问题,包括从应然层面探讨劳工条款具体内容及范围的适用性,以及从国际条约法和国际劳动法的视角分析既有劳工条款的实践及其法律解释与问题。在前述基础上,提出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劳工条款的协调适用论,并将其用于中国,作出对策建议。首先,本文回顾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劳工条款产生的背景,分析关于劳工权益保护问题与国际贸易与投资挂钩与否的理论争议,指出其均存在“以我为主”和“静态视角”的局限性。其次,结合美国-危地马拉案和欧盟-韩国两个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劳工条款争议案件,以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条约解释通则为基础,从劳工标准、保护水平和争端解决三个方面,指出作为劳工标准基础的1998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本身的宣示性和基于国际劳工组织章程机制与条约解释而具有约束力;保护水平和争端解决也存在对联邦制国家义务特别豁免以及劳工条款适用的政治性、单边性、不确定性和非民主性等突出问题。再次,本文认为,中国适用前述劳工条款的主要障碍在于一元化工会体制以及罢工权,但中国特色的一元制工会源于中国工会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特殊革命历史和政治功能,法理基础在于《宪法》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等规定,具有合理性。结合前述论证,本文认为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劳工权益保护问题的本质是国家竞争,应该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出发,采用“基于现实与未知的动态利益平衡”机制,寻求共识。劳工条款应基于缔约方共识而非实力地位,通过协调而非单方强制的方式适用,即协调适用论,并提出协调适用应遵循尊重主权平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容与可持续发展、负责善治、国际合作等原则以及相关法律规则,对各国在发展经贸关系同时以“法治化”方式推动实现“社会正义”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将协调适用论用于中国,提出中国可以改革调整的劳工权益保护事项,认为中国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可以适当分离基层工会的政治性职能以及合法规制罢工,以满足相关劳工条款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