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60年后天津、烟台等华北口岸城市相继开埠通商以来，天津凭借其在华北地区便利的交通条件与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在近代华北地区的对外贸易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天津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北方地区特别是作为其直接腹地的华北地区经济结构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讨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影响华北三次产业及其结构演进的内在机制及其经济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近代天津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不仅表现为进出口贸易值的增长，而且还表现在进出口产品结构变化上。就出口商品结构而言，农副土特产品、原料和手工业制品始终是天津口岸的主要出口商品，机制工业品在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非常低，但是随着华北近代工业发展，机制工业品的出口也呈现出缓慢增长的态势。就进口商品结构而言，消费资料的进口始终居于主体地位，生产资料的进口也随着华北近代工业化的进程，其比例在不断提高。　　天津对外贸易的发展，带动了近代华北三次产业的发展及其结构调整。就近代华北农业生产而言，在天津对外贸易与近代工业发展的共同刺激下，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作物中小麦、玉米、甘薯等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在扩张，而高粱等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此外，华北与西北地区的畜牧业也因畜产品贸易的增长而繁荣。　　就近代华北工业发展而言，它包含着两条同时并存的演进路径:一是传统手工业的发展与转型。其中，一类手工业，在西方机制工业品的冲击下逐渐消失;另一类手工业，在与近代工业竞争中，通过引进机器与改造生产工艺，重新获得了新生;第三类手工业则在出口贸易的刺激下勃然兴起。二是近代机器工业的崛起。在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刺激与带动下，华北进口替代型工业与出口市场导向型工业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进口替代型工业的发展远胜于出口市场导向型工业。这样，近代华北形成了以中外资本并存、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协同发展为特征的工业结构。　　近代华北新式服务业，在服务于天津口岸贸易的过程中，也在开始转型与发展。其中，近代商业在贸易方式、贸易组织形式以及商品流通格局等方面均出现新变化，金融产业中传统的票号与钱庄（银号）在兴衰互见中走向衰落，而银行业逐渐兴起。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在影响华北三次产业及其结构演进的过程中，通过其直接传导机制与间接传导机制在共同发挥作用，本文利用宏观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理论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本文还分析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对华北三次产业及其结构演进影响产生的经济后果，并在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分析了这种影响作用的延续性。最后结合全文分析与结论，得出了相应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