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销入刑多年之后,传销犯罪活动仍然没有下降之势,笔者经过分析之后认为现行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打击范围仅仅限于组织者和领导者过于局限,仅仅按照目前的传销规制方式并没有达到预期想要达到的效果。主要的原因在于传销活动不同于其他犯罪,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个链条,斩断传销链条的组织者、领导者但传播链却没有断裂。这个链条除去极少数的组织者、领导者之外,起着中流砥柱作用的正是目前没有被纳入刑法打击范围的传销积极参加者。在“金字塔”的塔尖被削去之后,“塔身”之处并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裂变,原先的积极参加者变为组织者和领导者,传销组织反而越变越多。当前的打击传销犯罪就像一次不成功的肿瘤手术,肿瘤没有切除干净反而让聚集在一处的癌细胞扩散至全身。面对此种状况,笔者将传销活动的研究重点放在了传销积极参加者身上。笔者提出了降低传销活动入罪门槛的提议,将那些游离于法律之外,但极其具有传销破坏力的传播种子纳入到法律规制,但降低入罪门槛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会导致出现传销活动的打击面过大,导致司法成本大幅上升。针对这个问题,笔者通过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传销活动的打击范围、社会成本和社会净收益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分析,论证了降低传销入罪门槛的合理性。但同时,笔者认为反对将传销积极参加者纳入刑罚的观点,也有充分的道理,因此笔者在提出降低传销入罪门槛的同时,建议将刑罚的执行方式改为非监禁刑的社区矫正,发挥社区矫正在传销人员规制中的积极作用,以保障在扩大传销打击范围的同时,尽可能的降低由此带来的成本增加,同时增加和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措施一样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从而在两种观点之间求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