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它标志着人类历史进程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预示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跨入了新的时期。全球化语境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文化地位的稳步攀升,新世纪文学也呈现出一些新的质素。面对西方文学这一强劲的“他者”,中国作家的心态渐趋平和,也不再亦步亦趋地竞相仿效;他们试图摒弃对西方的依附心理,摆脱焦虑和彷徨,走出影响的阴影,重新发掘本土自身的魅力内质,创作了一批与本土资源、中国经验、文化传统、古典形式有着深层联系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在写作资源、艺术源流、主题呈现、表现对象、创作技巧、文体形式、叙述结构、语言类型、精神气质、美感神韵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长篇小说创作的新趋向,并共同建构着中国本土化的文学图景;在一个新起点上,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自主性与独创性的生长提供了契机,也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以及参与全球价值体系的构建铺开了道路。然而不可否认,这种较为积极的反思和挖掘的背后,实际仍潜隐着一个巨大的参照系,那就是西方文学。毋庸置疑,我们是在西方语境的强势影响下来重新思索本土化问题,并考辨西方化比照下本土元素凸显的深层意义的。长久以来,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始终若即若离,一方面,理智要求我们对其敬而远之,另一方面,我们又无法真正摆脱它的牵绊,这是中国文学及其本土化实践所难以规避的尴尬状态。由此生成的文本往往呈现出带有西式底色的本土化特质,本土性与西方性的因素互相纠缠、牵扯、嫁接,并在冲突与融汇中构成动态样式,达到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也就是说,本土化决非纯粹的本土化,它是与西方因素相互纠结或冲撞着的一种动态整合过程,是全球化境遇下中国文学的一种重整方式,而这种重整仍与西方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暧昧关联。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而这种复杂性也是本文探究的重点之一。论文正是基于以上复杂情形,具体考察新世纪长篇小说回归传统、持守本土这股创作潜流的总体特征、具体表现及其价值意义。笔者从浩瀚的新世纪长篇小说中选取本土性浓厚的作品(尤其侧重于乡土题材的小说),以“本土化”为切入点,建构全新的理论框架将之囊括其中,并深入探析新世纪长篇小说本土化的特点、问题、复杂性纠缠的状况及其对新世纪文学的启示。整篇论文从文本与理论两个向度出发,用理论带动作品,以文本细读充实、丰富、深化理论框架,争取达到理论与作品互动互补的效果。论文共分四章,前有导言,后有结语。导言部分阐明论文的选题价值、创新点、研究现状、写作思路和方法;第一章建构文学“本土化”理论的整体框架;后三章以“本土化”为视角,分别从表现内容与艺术形式两方面对新世纪长篇小说展开评说,分析其本土化的文本表现及复杂状态;结语部分总结新世纪长篇小说本土化的特质、问题及启示等。第一章“本土化”与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本章结合探源和发生学方法,重点溯源“本土化”概念,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历程,勾勒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本土化趋向。第一节主要考察“本土化”话语,从“本土”、“本土化”、“文化本土化”等方面延伸,进而厘定“文学本土化”的内涵与阐释维度,并探明全球化语境下“本土化”生成的历史必然性。文学“本土化”代表的决不是纯粹原汁原味或自我封闭的文学,它是指弱势主体的文学在受到强势客体文学的刺激和冲击之后产生的一种重整反应,是本土文学的自我想象和内在建构。它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意为由“非本土”状态变为“本土”状态或者将原属于“本土”的要素开掘出来。作为一种动态行为过程,文学“本土化”通过强调、发掘弱势主体中某些被遮蔽的文学质素,或者转变、内化强势文学的元素以融入自身的方式,来重申本土性之价值所在。对“本土化”的强调,似乎是全球化语境下弱势文学发展进程中必然发出的一种强音,它与传统性、现代性、西方性、本土性等关键词都密切相关。第二节则以“本土化”为切点,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史,指出探讨中国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如何处理本土性与西方性之间的关系的。“本土化”问题关乎中国文学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前景,“本土化”与反本土化之间的抗争也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的内部张力。第三节为“新世纪文学”合法性证明的同时,指明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所呈现的一种重要趋向:“本土化”,并分析其自主性生长与尴尬境遇。新世纪长篇小说旨在建立一种基于中国生活、中国经验、中国文化、中国形象的本土化叙事,记录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曲折道路,展现本土文化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及其与西方性的交糅与碰撞,并创造足以丰富全球文学画卷的独特艺术形式。只是这种努力依然伴随着西方文学的介入和影响,并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中国文学“本土化”的悖论性存在。第二章“本土”资源的纵深寻觅。本章主要以理论解读与文本分析为研究方法,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综合视角,论述新世纪中国作家对“本土”资源的纵深寻觅,从新编神话传说、重温传统文化、探秘中国人心等方面细化,分析本土资源是如何介入小说并与文本内质相互糅合的,以及它在新世纪文化语境中复归的样态与身份的尴尬。本土资源,指根植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深层的文化传统、创作素材、艺术灵感、精神传承等。长久以来,中国文学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文学资源泛滥的困扰,似乎无法轻松地跳出西方经验与艺术形式的模子。中国也一直充当着“被启蒙”的角色,只如饥似渴地咀嚼着西方经典,却忽视了对本土创作资源的利用,成了艺术精神的流浪儿。那么,如何扭转这种失语的尴尬,如何使本土资源在全球化语境中重获阐释,焕发精神生命的内在光辉,这正是新世纪长篇小说予以反思和回应的向度之一。本章第一节分析了新世纪“重述”系列小说在“看”与“被看”悖论下的创作样态,以及本土韵味与现代技巧交错一体的呈现形式,探讨“重述”这种叙事行为对本土资源运用问题的启示性。第二节回眸中华传统文化,从儒释道的深层复归、文化衰落与精神远逝、乌托邦迷梦的复活三个角度,展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与裂变。传统资源和文化精神始终是作家不可或缺的灵感来源,新世纪以来,作家们改变仰视“他者”的姿态,逐渐回拨视线,深情回望传统,重新召唤本土文化资源或关注传统精神之远逝。第三节展现了新世纪长篇小说对中国国民性和中国人心的诠释。这一人心的探问,承接了20世纪中国文学重视国民性剖析的传统,同时更注重本土色调和东方味道,强调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与东方式思维习惯,为中国人性的描绘作了详尽的图释。第三章“本土”经验的深度拓展。本章以文本细读为主,从微观视角重点阐述新世纪长篇小说对“本土”经验的深度拓展,并以寻踪异域、乡土呈现为结点,串联起中国经验在不同本土空间中的叙事轨迹与精神延展。“本土经验”,特指生发于中国本土的独特经验,它包括一系列的人事物象、历史风俗、生存境遇、情感体验、文化心理等。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越来越注重拓展本土经验,这种开拓在广度、深度及美学意义上与20世纪相比,皆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尤其在边疆和乡土领域可谓独领风骚。本章第一节阐明了新世纪寻踪异域,发掘边疆资源的创作实绩。随着一批融边疆特殊人文风貌、文化精神、情感内蕴的长篇小说的出现,聚焦边疆的创作趋势持续升温,为丰富本土经验注入了勃勃生机。这些小说放眼边疆,饱含感情地倾情书写,展示了中国边疆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坎坷变迁以及人们的内心挣扎。第二节则以新世纪乡土呈现为核心,揭露乡土中国的衰败之象。新世纪乡土小说以“村落”为聚焦点,集中显示了现代化转型下的乡村悲喜剧以及乡土中国的生存遭际,探析乡土叙事的终结与日常村庄世界的建构,折射出中国乡土世界的现代精神境遇与存在困境。第四章“本土化”形式建构与审美现代性。以审美现代性的形式建构为轴,解析新世纪长篇小说在文体结构、艺术精神、叙事语言等方面的“本土化”体现,重点探明传统艺术形式与西方现代技巧相互纠缠又互动相生的复杂状态。西方文学资源一直在中国文学界独占鳌头,传统叙事元素却备受冷落,新世纪以来,这种状况已有所改观。在探索长篇小说艺术形式时,中国作家开始以“回望”的方式经营自己的园地,从本土积淀与写作风格入手,向传统资源和艺术形式寻求灵感,尝试以回归和创新的双重姿态构筑中国文学的新形象,拓展长篇小说的审美现代性,抒写本土化中国文学的最新表达图式。然而,在此过程中,中国作家并不能完全弃西方现代技艺于不顾,而只徜徉于本土艺术创建中,他们仍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性的影响,并于创作中无意识地表现出来,造成本土性与西方性相糅合的文本效果。本章第一节从文体结构的角度,探究传统形式的现代更迭,其中重点剖析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片断连缀式与“旧瓶装新酒”的古为今用式,后者包括章回体、凤头猪肚豹尾、纲鉴体、絮言体、诗经体、生活流式、对话式七种文体形式,这些都是在传统文本结构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艺术技巧所创造的。第二节从艺术内质的角度,以再现母语的魅力和诗性以及剖析天人合一的叙事模式为契点,阐析了新世纪长篇小说独特的古典美学神韵与精神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