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亦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2008年以来,无论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引致的国外高科技产品断供,还是2020年新冠疫情叠加冲击下与国外技术交流的进一步受阻,都在昭示着我国独立自主抓创新、谋未来的重要性。企业是创新活动的承载者与推动者,制造业企业更是推动改革创新的中流砥柱。《中国制造2025》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提高既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微观基础,也是深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驱动。将创新刻在制造业企业的骨子里,是我国实体经济做大做强的应有之义。在企业的生存环境中,市场失灵现象若不及时纠正,极易挫伤企业创新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应避免这一现象。因此,作为政府调控抓手的产业政策始终必不可少,新时代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也呼唤着多维度、多方面、多层次地剖析产业政策的作用轨迹。产业政策的研究主要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展开,多停留于鼓励性产业政策层面,多从有效性角度来解读政策效果。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多将企业视为数个具有同质性的黑箱,鲜有将黑箱打开来探索宏观与微观联动的升级路径。本文认为,探析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路径不应该局限于鼓励性手段,抑制性手段也应该被纳入考量范围。此外,探析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路径也不应局限于产业政策的内部性质结构,还应将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层级纳入分析框架。为此,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07-2019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将企业创新划分为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从产业政策的内部性质结构和外部层级结构探寻企业创新的发生机理与演进规律。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鼓励性产业政策作用于企业创新的机理与实证分析。鉴于企业创新会面临外部性得不到补偿、融资约束等资源问题,鼓励性产业政策会对此些问题予以解决,既可以通过资源补充效应,也可以通过资源重置效应来实现。此部分实证分析主要针对鼓励性产业政策的作用对象、作用环境、作用手段来展开。实证结果发现:鼓励性产业政策激励了企业的渐进式创新,而对企业的突破式创新的作用不显著;鼓励性产业政策通过信息传导机制和融资约束缓解机制实现了企业的创新行为;鼓励性产业政策对不同行业特征、不同融资约束、不同生存环境中企业的创新产生了不同影响;鼓励性产业政策在制度环境较差、竞争环境较弱的地区才可以有效发挥激励功能,其对市场制度起到补充与修正作用;鼓励性产业政策手段存在最佳作用区间与最佳作用时机。第二,抑制性产业政策作用于企业创新的机理与实证分析。抑制性产业政策的初衷是抑制部分占用要素较多、产品积压、运转低效的产能过剩的产业的发展,以实现对低效使用要素的释放,引导要素流向使用效率更高的地方,但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面临着被兼并、被淘汰的风险,在动荡的、不确定的环境下,企业为了谋得生存不得不展开变革。此部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抑制性产业政策激励了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而对企业的渐进式创新不显著,抑制性产业政策通过对企业内部与外部的资源调动,倒逼了企业变革求存的动力,最终实现了各地区对锁定的低效率要素的释放以及对比较优势的发挥。此外,企业内部生存压力和外部生存压力影响了政策下企业的创新反应。第三,中央与地方产业政策组合作用于企业创新的机理与实证分析。中央与地方产业政策是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产物,中央的方案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解读差异与利益博弈,产业初始目标难以在地方完整兑现。中央与地方在行政体制下会出现两种政策组合,一是地方鼓励-中央鼓励的协同型的产业政策组合,二是地方鼓励-中央未鼓励的不协同型的产业政策组合。此部分实证分析发现央-地协同型的产业政策组合激励了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而央-地不协同型的产业政策组合抑制了企业的突破式创新。在单独考察中央产业政策或者地方产业政策时,二者均仅激励了渐进式创新,但是当二者铸成政策合力时,推进了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突破以往关于产业政策研究的单一层次的分析,本文试图既分析产业政策的性质结构,也剖析产业政策的层级结构。性质结构中,将产业政策划分为鼓励性的产业政策和抑制性的产业政策。层级结构中,突破以往产业政策的内容涵义,从产业政策的不同实施主体的角度出发,关注不同层级产业政策之间的协调机制对于企业创新的作用。二是本文拓展和丰富了产业政策的结构内涵,夯实了不同性质产业政策之间的连接逻辑。以资源配置作为切入点,探讨了鼓励性产业政策的不同应用场景。以去产能为切入点,探讨了抑制性产业政策在重新引导企业内部与外部资源配置后,在企业间兼并重组、企业的动态能力的发挥下,企业变革求存的动力。三是细化和延伸了产业政策外部的行动逻辑与空间适用性,不再局限于研究企业所接收到的单一层次的产业政策,而是将企业接收到的不同层次的产业政策纳入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理论模型与数理模型,探析了不同层级产业政策之间激励企业创新的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