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起源是考古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其中又以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的争论最多。这些争论的实质为如何判别水稻遗存属性的探讨,即如何区分水稻遗存中的粳稻(Oryza sativa subsp. japonica)与籼稻(Oryza sativa subsp. indica)、野生稻(Oryza rufipogon)和驯化稻(Oryza sativa)。在20世纪,诸多学者就粳稻和籼稻的辨别进行过很多的尝试。进入21世纪,学者们的焦点转向野生稻和驯化稻的探讨,提出了多种判别方法；而且逐渐意识到水稻的驯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的细节尚不清楚,水稻的驯化与其他植物利用及其与社会形态演变的关系等的探讨亦很少。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清晰,且植物遗存丰富,为深入的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本文选择该地区的8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对其出土的水稻扇型植硅体进行了分析；此外,还在华南等地采集了4个现代野生稻田和13个驯化稻田表土样,以作为对比样品。结合前人在稻米形态、水稻小穗轴、水稻双峰型植硅体研究方面的结果,我们对现代样品和考古样品中的水稻扇型植硅体对比分析表明,长江下游地区水稻驯化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山文化早期至河姆渡文化早期前段(10000-6500BP),水稻的驯化进程波动而缓慢；河姆渡文化早期后段-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早期(6500-5600BP),水稻的驯化加快；良渚文化早期至广富林文化(5300-3900BP),水稻被完全驯化,整个过程历时约5000年。在这个过程中,各指标的演变并不同步。水稻扇型植硅体的长和宽、驯化型小穗轴的比例趋于稳定的时间为马家浜文化晚期,水稻扇型植硅体的形态系数趋于稳定的时间为崧泽文化早期,驯化型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大于等于9者)的比例趋于稳定的时间为良渚早期。因此,驯化型水稻扇型植硅体的比例是反映水稻驯化最敏感的指标。若判别某一群体是否为驯化水稻,需要综合多个指标。水稻驯化进程与水稻在植物性食谱的比例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马家浜文化晚期也是后者的转折点。马家浜文化晚期及其以前,水稻在植物性食谱中所占的比例低于野生植物,采集经济稳固；崧泽文化之后,水稻成为主要的植物性食物来源,稻作农业生产体系逐步完善,至良渚文化发展为多样化的种植体系。同已有的社会形态研究成果对比可知,水稻驯化、稻作农业的发生和发展是史前社会逐渐走向复杂化的主要动因之一,为良渚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经济支撑；但是良渚文化晚期及其以后,社会的发展已不再主要依赖稻作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