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张穆、何绍基等人在北京创建祭祀明末大儒顾炎武的祠堂,每年定期举行会祭,很快吸引了大批士大夫参与,并且延续了长达八十年之久,成为大规模的士大夫集会活动。当时随着著作的刊行、年谱的编纂,顾炎武的个人形象逐渐突破官方塑造出的考据学大师模式,而被视作通晓社会事务的经世学者,顾祠的繁荣是这种重新诠释的结果,同时也跟鸦片战争时期的士大夫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受到鸦片战争不幸结局的刺激,一批言官和词臣把顾炎武当作政治道德与政治责任的象征,他们通过顾炎武祠的交游网络联系起来,部分复活了晚明的清议传统。顾祠会祭群体代表了一股道德主义的舆论力量,他们在这里批评朝廷的政策,互相砥砺名节、鼓励忠诚。这个群体的存在意味着汉族士大夫开始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源,也激励和支持他们中的许多人投身到不久以后平定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和地方秩序的重构之中。顾炎武的旗帜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大批的士大夫,原因还在于其广泛的学术建树和不立门户的学术立场,相当契合道光朝广为流行的汉宋合流思潮,同时也与经世之学的兴起有关。顾祠容纳了不同学术倾向的学者,他们对于顾炎武的崇拜体现了对乾嘉考据学所代表的学术专精化潮流的反动,也是在召唤通经致用传统的复活。顾祠同人的政治责任感,还体现在对西北史地的研究当中。徐松、魏源、张穆、何秋涛等边疆研究者在顾祠会祭内部形成一个学人群体,顾炎武对于他们的意义体现在,他们与顾氏一样是在以私家学者的身份从事有关政治地理的研究,而他们所利用的方法和资源则来源于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传统。这些因素与汉族士大夫的政治参与热情结合起来,使得他们成功地将西北边疆纳入汉文化的知识版图,而这些知识又通过顾祠这样的人际网络广泛流布,从而参与形塑了晚清士人的帝国想象与国家认同。咸丰朝以后,时代思潮的主题逐渐转向西方,思想界的中心也由京师转向东南,顾祠风光不再,道咸时代的顾祠本身成为了追忆和纪念的对象。光绪后期,顾祠又成为江苏士人崇祀乡贤的祠庙。在五四运动中,一批新文化阵营之外的旧式学者短暂复兴了顾祠,他们所标举的顾炎武却成了承载传统道德、抗衡新文化的精神象征。顾祠这样一个纪念空间,就这样通过对顾炎武的持续表达,不断地凝聚学术与政治意见,反映并且推动着思想与文化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