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197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相继完成人口转变,生育率迅速下降,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内生育率趋同速度超过其它社会经济变量。虽然世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态势蔓延全球,但变动方向和幅度出现显著的空间分异,世界高生育率地区进一步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集中,低生育率地区则以欧洲国家为主扩散至亚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等地区。在此背景下,世界高或低生育率地区生育率演变路径及影响生育率变动的相关因素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因此,深入探讨世界生育率变动的空间分异格局对进一步把握世界生育率变动的现状与趋势及中国生育政策完善调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1990-2015年生育率变动的空间分异为研究对象,以人口地理学、人口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运用联合国、美国人口咨询局、世界银行、OECD等机构关于生育、人口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探讨世界生育率变动的空间分异特征与规律、因素与机制及政策演变等,拟为正处于生育政策调整十字路口的中国提供决策依据。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概述论文选题背景、理论与现实意义,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并给出评述,阐述论文研究思路与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等。第二部分为理论概述,首先阐述了一般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与生育模式等相关概念及内涵,其次梳理了影响生育率变动的人口学理论,包括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生育率决定的供给-需求理论和生育率的中介变量理论。第三部分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人口咨询局,联合国数据库等多元数据来源展开相关研究。首先,选取总和生育率,平均生育年龄,年龄别生育率,青少年生育率等生育指标,定性分析全球尺度下生育水平的变动特征,进而运用标准差椭圆、全局空间自相关和自然断裂点等方法定量刻画全球生育率变动的空间分异特征及规律。主要结论有:(1)全球尺度下生育水平主要呈现以下特征: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生育水平呈现下降趋势;生育水平极值国家出现明显变动;平均生育年龄提前;生育模式存在较大差异;青少年出生率均呈现下降的趋势。(2)利用标准差椭圆及重心迁移轨迹揭示全球生育率变动的总体空间格局,1990-2015年重心均位于非洲乍得西南部地区,重心整体变动幅度较小,由西南再向北迁移,呈现“V”字型,重心迁移的速度和轨迹呈现阶段性特征,主方向先扩散后集聚。(3)利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揭示全球生育率变动的空间关联性格局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相似的国家趋于集聚分布,空间集聚态势明显。(4)利用自然断裂法分析全球生育率变动的演变过程,1990-2015年超低生育率国家数量集聚增加,分布区域由西欧、东欧、南亚零星分布到遍布欧洲、亚洲所有亚区;低生育率分布区域由欧洲,亚洲东南部向西亚、北美及拉丁美洲蔓延;中等生育率国家主要分布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高生育国家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其次,在地理亚区尺度下,利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1990-2015年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等大洲内部各地理亚区生育率演变的热点区域,探讨生育率空间转移的方向和幅度。主要结论有:1990-2015年非洲总和生育率的高高类型区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非洲大陆的中部,遍布中非、东非、西非等亚区;低低类型区主要分布在非洲西北部,北非亚区。美洲总和生育率的高高类型区主要分布在中美洲、南美洲地区,低低类型区主要分布在加勒比海地区;亚洲总和生育率的高高类型区分布在亚洲中南部,涵盖南亚和中亚地区零星分布,低低类型区则集中分布在东亚;欧洲生育率的高高类型区在2000年以前并不显著,2000年以后,北欧地区成热点区,主要得益于鼓励性家庭政策的实施;低低类型区主要分布在西欧、南欧等国家;大洋洲高高类型区主要分布在大洋洲东北部的岛国,低低类型区主要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后,基于国家尺度将世界各国分为超低、低、中等和高生育率四类,利用核密度分析法重点分析四类国家生育率变动的幅度和方向,并对是否存在生育率趋同做初步判断,进而揭示低生育率和高生育类型国家内部生育率转变的方向和速度。主要结论有:(1)超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率呈现较弱的两极非均衡化分布到趋同均衡化分布再到极化非均衡化分布的演变过程;低生育国家则呈现由两极化到多极化的非均衡发展趋势;中等生育率国家经历了由趋同均衡化分布到极化非均衡化分布再至趋同均衡化的演化过程;高生育率国家趋同于较低的生育水平;(2)低生育水平国家生育率转变的时间和速度存在较大差异,西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生育率转变过程较为急剧,大部分国家生育率在2000年以前跌至最低值以后呈现不同程度回升;大多数高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在1994年以前已进入生育率转变的阶段且下降速度存在较大差异,生育率下降速度较快的高生育率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非洲南部和大洋洲。第四部分,首先,对比分析影响不同类型国家生育率变动的自然、人口学、经济、社会和政策等方面的核心影响变量;其次,利用散点图分析收入、死亡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化率、妇女劳动参与率对高生育、中等生育和低生育类型国家生育率变量的影响程度;最后,运用面板误差数据模型(PECM)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计量模型模拟人口学、经济、社会和政策因素等多因素交互作用对世界不同类型(低中高生育率国家)国家生育率变动的影响,阐释各因素对不同类型国家生育率变动的作用机理。主要结论有:(1)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表明总和生育率、死亡率与人均GDP,总和生育率、死亡率与平均受教育年限,总和生育率、死亡率与城镇化率,总和生育率、死亡率与妇女劳动参与率四组协整分析,均存在误差修正机制,即变化过程存在长期关系。(2)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表明,在低生育率组中,总和生育率的一阶滞后项,城镇化率和妇女劳动参与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程度最大,政策因素影响最小,以欧洲为代表的低生育率国家鼓励性生育政策的效力有待加强;中等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的一阶滞后项,城镇化率和死亡率影响程度最大,平均受教育年限影响程度最小;高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的一阶滞后项,死亡率和妇女劳动参与率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程度最大,人均GDP的影响程度几乎不存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由于艾滋病、疟疾等传染病产生的高死亡率现象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第五部分,首先阐述印度、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等国家生育政策调整演变过程及特点;其次,概述中国生育政策调整演变的过程,并对相关阶段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价;最后,提出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可能的三条路径,初步判断未来中国应采取全面鼓励二孩的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