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方知未来。那些表面上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特别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实际上在刺激着社会制度的脱胎,甚至社会范式的转换。因此,对历史的叙述之价值,与其说是为了回首往事以满足念旧之情怀,毋宁说是为了把握史脉以指引当下与未来。本文的着眼点就在于,通过对美国人权保障思想史、制度史的梳理与辩思,以期达到探寻权利保障的内在机理之目的。独立战争前些时候,自然法思想凭藉约翰·洛克的经典著作《政府论》跨越大西洋来到北美大陆,被作为美利坚民族政治道义和权利追求的权威依据,它给美利坚带来了宪政文明的基因,并将高贵而刚强的品格遗传给了“个人权利”。洛克的政治哲学在这个“新世界”里被体制化,从《独立宣言》、《邦联条例》、《美国宪法》及其权利法案、各州人权立法,到宪政体制的创设以及司法实践,实际上都是在诠释洛克式自然法传统的价值理念。自然法原则始终构成法律制度的基础,虽然历经潮起潮落。在有些案件中,自然法原则还直接作为司法判决的依据,甚至司法审查权的确立也不是依据实在法,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更多地仰赖于“原始权利”。殖民地特殊的地理特征、社会环境和宗教信仰铸就了美利坚民族精神——自由。重要的是,他们以高超的“法律智慧”从自由的精神中提炼出了自由的权利,将“任性”的成分从“自由”中剥离出去。旧自由主义的理论的基本观念是:自由的尺度取决于外部限制的程度,通过减少政府对个人的干预,达到扩大自由之目的。与之相比,新自由主义更加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广泛的控制和干预,更加注重保障社会底层穷困人员的自由。杜威和罗斯福是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理论界和行为界的代表人物。在对待平等的问题上,特别是实际措施上罗尔斯与杜威有所不同。平等在美国的权利体系中处于基础的地位。在历史上的几个重要时期,美国对平等权利的认同与追求依次表现为:道义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和自由主义式的平等。道义上的平等充其量是一个集体意义上的政治目标,而不是个人意义上的那种平等。法律上的平等被限制在政治权利方面,而经济平等不是它所追求的。自由主义式的平等着眼于弱势阶层的权利被侵害的社会现实,进而关注平等的实质内容。基督教的世俗化,使获取利益的正当性得到确立,人们更加关注“现世”的生活,自利行为也不再被视为忌禁。建国后美国的民主政治开始建立在公民利益而不是公民德行之上,古典政治中追求的那种“公共善好”已被对个人利益所取代。在美国,财产权是人权体系的核心,但是,财产权作为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界限却发生着位移。财产权的去神圣化是美国根据发展了的社会实际做出的必然选择。自建国以来,自然法为社会价值和法律体系提供基础,财产很“自然地”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性质。上世纪30年代,财产权的传统概念受到挑战,表现出更多的社会性。财产权的社会性确立之后,公共利益就可能对财产权的权能形成制约。财产权的内在属性决定着权力介入个人权利领域的必要,并制约着权力的运行,从而在权利与权力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权利是法律与政治的纽带,权利制度与权利政治不可分割。权利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在各种各样的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背后,必定存在着某种利益,只是根据利益主体的范围,利益在不同的政治类型中会表现为少数人的权利抑或多数人的权利,前者是被异化了的权利,即特权;后者是普遍性的权利,也就是权利政治的目的所在;另一方面,权利也只有与政治制度和实践联系取来才能得到清楚的阐释,那种离开政治实践谈论权利的做法,其意义仅仅是学究性的。权利政治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权利政治包含有两个方面:权利的政治化和政治的权利化。二者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权利的政治化所关注的是集体权利,政治的权利化更加关注的是个人权利。国家的独立首先是一个权利被政治化了的过程,这是由集体权利在危难、战争时期的紧迫性所导致的。而国家获得独立后,其合法性基础在于一切政治活动都围绕个人权利来进行,这将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美国独立战争开了权利政治之先河,无论是先前的法理论辩,还是到后来的武力解决,独立战争实际上就是一场政治化了的权利争取过程。同时,独立战争的胜利又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权利事件,它不仅圆满了一个“权利政治化”阶段,而且开启了一场更为持久的“政治权利化”历程。自然法学说在北美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历史与逻辑的必然统一。自然权利观,作为北美人们对于“权利”的基本认识与体悟,构成了权利政治的逻辑前提。权利政治肇始于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的政治实践。本文共分六章来探讨上述问题。第一章,导言,梳理了美国人权制度化保障的概况,以及联邦法院对权利制度的影响;第二、三、四章,分别阐释了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在美国的变迁;第五章,在权利论证、观念及实践三个层面展开论述了权利政治的生成;第六章,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