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一直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方法获取口供。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明确将“威胁、引诱、欺骗”认定为“非法方法”。但第54条第1款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并未列举“威胁、引诱、欺骗”方法。立法上的这些规定，不仅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了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也对我国侦查讯问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挑战，成为侦查工作中的难点和争议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侦查实践。本论文研究的目标有两个：理解“威胁、引诱、欺骗”性讯问适用正当性与危害性的不同，提出把握实务中正确适用“威胁、引诱、欺骗”性讯问的方法和途径。众所周知，侦查讯问具有明显的对抗性特点，若要犯罪分子坦白交代，必然会运用到讯问中的各种策略方法，其中包括“威胁、引诱、欺骗”性策略。司法实务中并非所有“威胁、引诱、欺骗”的审讯方法都损害供述的正当性，也并非所有的“威胁、引诱、欺骗”都会导致虚假口供。“威胁、引诱、欺骗”讯问方法好比一把双刃剑，在发挥其特殊作用的同时，如果超出法律界限就会带来无穷的危害，不仅会侵害被讯问的合法权益，也会损害国家形象和司法尊严，因此对侦查工作的“威胁、引诱、欺骗”讯问方法做出合乎法律正当性的界定，以最大程度的趋利避害，以确保侦查工作在修改后刑诉法背景下的顺利开展。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经验总结法、理论结合实践法等技术路线。在文献阅读研究阶段，收集和学习了大量国内外著名文献，笔者结合自身的侦查实践经验，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首先运用价值分析法对“威胁、引诱、欺骗”性讯问方法适用正当性与危害性进行分析，第二运用比较法研究对美国等主要代表国家的立法现状对“威胁、引诱、欺骗”性讯问的容许性及其界限做出分析，最后采用分析方法分析威胁、引诱、欺骗性讯问的法律界限，并提出司法实务中正确把握“威胁、引诱、欺骗”性讯问合法性的方法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