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在西方世界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在政治上提出了建立统一民族国家与有效防范国家权力之独断这两个历史性任务。这两个历史任务一方面要求权力有相对的集中,另一面又要求对集中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这一双重性要求构成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转型中不得不直面的“权力悖论”。而能不能战胜“权力悖论”所提出的挑战在很大意义上决定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兴衰成败。成功应对这一挑战要求社会政治领域方方面面作出调整,而政治价值体系的变革更是居于最为核心的地位。从系统演进的角度而言,西方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是应对这一时代挑战的产物。而就西方各国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的初次选择来看,其中既有值得汲取的经验,也有需要总结的教训。本文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演化论相结合的视角,在对英国宪政自由主义、法国激进民主主义、德国国家-民族主义这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政治价值体系内涵进行细致剖析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对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模式作出解读,以期为“后发国家”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提供借鉴。理解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首先要把握两个前提条件。其一,作为观念体系,政治价值体系在纯粹形式意义上是以信念层次为核心,具有多重层次结构、多种价值观念要素的复杂性存在。政治价值信念的核心地位使得整个政治价值体系的性质以它为转移,而政治价值信念来源在于广泛存在于社会思想之中的价值预设,它构成政治价值信念的隐蔽性前提。其二,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实质在于从功能上满足化解“权力悖论”的需要。从这一要求出发,对政治价值体系变革最为重要的地方,并不在于价值信念的概念形式变化,而在于在价值信念指向上做出调整。从政治价值体系的结构形式前提出发,本文首先对三种政治价值体系进行了层次与要素的细致分析,进而认为由于信念指向的不同,它们在处理“权力悖论”挑战时,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即：宪政自由主义谋求对无限权力的降服,而激进民主主义则走向对无限权力的向往,国家-民族主义成为绝对权力的背后支撑。以此为出发点,结合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要应对“权力悖论”这一核心使命来看,文章认为宪政自由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在信念指向上面达至了对“权力悖论”的消解。而激进民主主义在对政治价值观念元素进行通盘革新的过程中,恰恰忽略了对信念指向的有效变更,从而重新堕入旧制度谋求无限权力的黑洞。德国国家-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对政治价值信念指向根本性调整的抗拒,从而与商品经济所提出的历史课题渐行渐远。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演化论看来,三种政治价值体系之所以能够在各自所在国家的多种政治价值体系竞争中胜出,这是特定国家既有历史条件、社会结构复杂作用的结果。这三种主义的具体价值内涵源自于具有地域色彩的价值预设。通过对宪政自由主义、激进民主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三种政治价值体系价值观念内涵和生成模式的分析与总结,本文认为成功应对“权力悖论”挑战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政治价值信念在总体上要在指向上实现从高级理想达成走向对现实问题应对的时代转换,从而实现政治价值目标的节制、政治边界的收缩和政治秩序的底线寻求。只有信念指向完成了这样的变更,整个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才能找到自己化解“权力悖论”的正确方向。其次,政治价值体系的变革路径要避免激进的变更形式,也要谨防逡巡不前、顽固守旧。以信念指向变革为核心的渐进式变革道路是现代价值体系变迁阻力最小,因而也是最为合理的路径。在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的渐进变革中要努力实现应对市场经济所引发的时代诉求和时代诉求在具体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之间的平衡；表达政治价值信念的概念形式创新与信念指向调整的结合；新政治价值观念与传统资源的和谐共生。最后,现代政治价值体体系建构在应对“权力悖论”挑战这一功能需要上,具有着时代的共性或普遍性特征,而具体政治价值内涵的表现型则具有个性的、本土化的色彩。故而,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复合性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