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总量于2020年突破了100万亿元,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能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这与我国从1978年以来一直坚持改革开发这项基本政策有莫大的联系。而为了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相接轨,我国也逐步建立了完善的出口退税制度体系,同世界惯例相接轨。为国内出口企业提供了更为公平、更具有竞争性的出口环境,从而为我国整体的出口发展保驾护航。而随着国家间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带来国际营商环境的动荡,如何更好地提升我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成为税务机关在制定出口退税政策时一个重点关注问题。在2020年年初,在原有的出口退税政策的基础上,税务机关发布了财税[2020]02号公告,进一步对出口退税收汇政策进行了优化,给予了企业以二次申报退税的机会,以在新冠疫情笼罩全球的背景之下,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从而提升我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刺激我国总体出口增长。而在政策实施以后,该政策是否真的能对我国的出口产生正向刺激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将就本次收汇政策调整对我国整体出口的刺激作用进行相应的实证研究,并同时对目前的出口退税政策进行分析,寻找目前企业在进行出口退税时的痛点所在,最后结合实证结果及问题分析,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了检验本次出口退税收汇政策的调整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刺激作用,本文首先对历来的出口退税收汇政策进行了一个梳理,整理出收汇政策的变迁历程。在政策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从降低企业遵从成本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出口退税收汇政策对出口贸易影响的作用机制,并且分析了出口退税政策变动可以给出口企业带来的相关推动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发现对于采用不同出口贸易方式的企业,因为适用不同的税务处理方式,所以受到本次收汇政策调整的影响也不相同,对于使用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企业而言,它们适用出口退税的税务处理方式,而对于来料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企业而言,它们适用不征不退的税务处理方式。由于上述差异的存在,本文以来料加工贸易方式作为对照组,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作为实验组,通过收集了海关总署公布的分贸易方式的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月度同比出口增长率的数据,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观察了出口退税收汇政策调整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收集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数据,进一步使用倍差法观察不同所有制企业受到政策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出口退税收汇政策的调整的确可以对中国企业出口产生明显的正向刺激作用;（2）政策调整对加工贸易的刺激效果要比对一般贸易的刺激效果要更为明显,本文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大背景下,中国的抗疫形势要优于海外,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特征使得其更青睐国内市场。一般贸易中大型企业的灵活交易方式使得其本身就不容易出现出口合同逾期情况,这使得其能够对收汇政策调整的改变空间要小于加工贸易企业。一般贸易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更强,故本身的出口策略更为激进,收汇政策的调整使得加工企业也敢于采取更为激进的出口策略;（3）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的出口都受到了政策调整的正向刺激,但刺激程度不同,其中国有企业受到的刺激最大,次之是私营企业,最后是外商投资企业。本文分析认为这主要源于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强、有更多的政策优势以及在疫情背景下受到海外的影响相对较小。在研究完收汇政策调整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之后,本文又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实务层面目前出口退税政策存在的一些不足,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出口退税管理机制待改进,一方面是信息管理机制的问题会导致企业出口退税款的延迟,另一方面是合同管理手续繁杂增加企业退税成本;（2）收汇政策灵活性不足,优先退税资格的规定未能根据年份和行业进行灵活调整;（3）出口企业激励仍有空间,目前的收汇政策对于出口信用良好的企业仍然有进一步的激励空间。与此同时,本文也根据上述问题给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从信息传递和收汇管理两方面优化出口管理机制,在提升退税效率的同时也可以降低企业的税务合规成本;（2）通过指数化收汇率来灵活调整收汇政策,以适应不同行业的要求,与此同时也有助于应对不同年份间的出口环境的差异;（3）设置差异化的收汇管理机制,通过给予优质出口企业以合同逾期不用冲减出口退税的资格,转为长期收汇管理,进一步加强对优质企业的激励,促进出口环境的良性发展;（4）差异化出口退税政策,对不同贸易方式和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制定不同的退税政策,助力不同企业在疫情期间的出口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