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采用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进入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上海虹口地区的民营出版业的研究。1930年代的虹口是公认的上海第二条文化出版街所在地,四川北路及沿线布满了各种出版机构达到30多家,其他各种新旧中外书店更是不胜枚举,本论文做到将林林总总的出版机构落实到1930年代的地图中,全景式地呈现纷繁复杂而又有多样性的虹口三十年代出版文化特征。文章附录部分由本人参考1932年上海地图所绘制的《1930年代虹口文化出版与娱乐场所地图》在行文的例证中,被多次采用。该地图中定位了彼时虹口130处文化景观,64处与出版及文化运动有关,60处为主要娱乐场所(包括电影院、剧场、书场、电影公司、电影学校等),另有6处为一些私家园林或文化教育机构,亦可作为漫步今日虹口的一张参考图。其中涉及到的步道,可以带参观者暂时远离车阵、回到过去。当然,由于过往的战争造成的毁坏和日后大规模的城市改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虹口”,在有些步道中,更接近于想象中的范畴。然而,诚如成功的文学作品亦源自于想象,在绘制这张地图时,我谨记要做一个诚实而谨慎的想象者,参考众多历史、地理资料,大部分地点都亲历考察,尽量还原一份确凿的1930年代虹口文化地图。除此之外,附录中还有一份《虹口出版大事记》(1928-1935)。但是,本文并没有将虹口出版放置在一个静态、与外界隔离的状态中。相反,开篇就提出:上海是一组相关与相似的文化区在空间上连续或不连续的分布,我们可以把上海视作一个文化圈。在明确了1930年代上海文化分布的网络体系后,理解了虹口在其中处在二级次中心的位置。可是这个次中心的位置并不是单一的对于中心的归顺和服从,它的特殊性体现在电影院和戏院从数量上来说,几乎占据整个上海文化圈半壁江山;出版业也是继福州路后第二个最重要的区域。并从注册资本、出版物的涵盖面、出版人的出身、地址的选择等几方面对福州路出版机构的集聚现象和虹口北四川路沿线的出版机构的集聚现象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前者福州路的商业集聚模式为大企业集聚,主导企业超过一个,核心产业有若干个大企业构成(上海出版业——乃至中国出版业的几大巨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均聚集在福州路);而后者虹口则属于“马歇尔式集聚”,区内成员众多,但规模较小,由于虹口良好的印刷产业基础,在这个区域内自成一个生产消费的完整体系。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的理论,“商业集聚”更符合于后一种类型。从模式来讲,商业集聚属于水平型的产业集聚,即由经营同类商品、互补产品或相关产品的企业聚集形成。虹口的出版业不仅经营同类产品,并由印刷业辅以良好的支持,同时对福州路大型出版机构而言,虹口也是一个技术稳定的大后方。全文的下篇主要考察了良友出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与水沫书店的出版实例。前者为虹口地区资金最为雄厚、公司部门设置最为齐全、人员配备最为合理、出版物在上海市民阶层中影响最为深广的民营出版机构,尽管它在1920年代成立,但我的文章主要考察它在1930年代上半叶的变迁,从“机构与人”、“良友的出版实例”及“良友之经济状况”这三个角度来解读1930年代的良友公司。良友公司早年的成功依靠了伍联德、余汉生、梁得所等粤籍人士的通力合作,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纽带基本上都是同乡或者家乡学校的同学。传统的精英网络是以宗法血缘和地域关系为核心的。到了现代社会,由于原来的宗法家族系统的解体,精英的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也在不断加速。尤其当原先乡土社会的精英们流动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时,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这些精英的关系网络认同会由同乡转为一种全新的模式,或者说由于知识分子的流动会打破传统的精英网络。但事实上,我们发现,传统的以血缘或地域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仍使得这一批从乡间来到城市(或从文化发展的二级城市来到一级城市)的新型知识分子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和感情认同。在1930年代以前,他们的流动状态并不是单个的、分散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小集团化流动的倾向。当他们移居到大城市时,所选择居住和发展自己全新文化事业的立足点,也往往是大批同乡的聚居地。虹口浓重的广东人的生活氛围满足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也满足了他们情感上的对家乡的依恋感。对于良友公司来说,选择虹口,就是选择深深根植于广东人群体。它依靠广东人对这份刊物的认可,促动了世界各地华侨社会对这份刊物的认识。但同时,选择虹口,也无可避免地把自己过早地送上了被毁于战火的道路。相比起上海其他地区因为抗日战争而在1937年才停滞的各种有序经营的文化事业,虹口地区的良友公司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之后就显出颓势,尽管例如《新文学大系》的精心策划和旺盛的销售势头为后期的良友公司注入一些鲜活的气息,可它的大势已随着各种其他相关的虹口文化机构的被毁而去,后来也并未能恢复元气。该段落中对良友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过程作了细致的考察。《大系》的诞生,是中国新文学历史上,现代出版业最深刻的一次介入到“现代文学”中,堪称典范。它与一般的报刊、社团杂志不同,不仅仅是发表新文学作品、提供文学论争和理论建设的场所,而是对十年新文学进行一次全面的整理和清算,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正是借助了现代出版业的强大力量,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地位才得以确立,以至日后能发展出成套的新文学话语。我从传播学和图书出版史角度进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研究,并还原出版过程中的一些常为研究者所忽视的决定性的细节诸如经济条件、政策法规等,并指出这些细节才是图书出版乃至历史演进的有力推手。在此之后,运用会计学知识对良友公司1935年的报表进行分析,并请普华永道的专业审计师进行核查,由此对1930年代良友公司的经营状况作出一个中肯客观的评价。会计学原理在文学论文中的大量运用,并实在地得出一些具有颠覆性的结论,亦是本文对传统论文的一大突破。尔后,再以四川北路公益坊内的水沫书店进行分析,在1929年初至1931年初短短两年时间内,走的道路却颇具典型意义,很可以充当当时虹口地区小型、民营出版机构的代表。首先,它的诞生纯属同人的兴趣所致,无论开设之初,还是后期发生经济上的困难,也都没有被任何党派、组织接管,自然也没有能得到来自他们的经济上的援助。对于在其他方面投资有道的老板刘呐鸥来说,通过水沫书店赚钱并不是他的目的所在。第二,水沫书店的出资方式也只是刘呐鸥的个人行为,由于缺乏股东的参股,在经济上,就很难保证日后一旦刘呐鸥个人的资金发生困难,整个出版机构还能正常地运行下去;在管理上,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情,但也没有别人能与刘进行权力的制衡——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出版机构的旨趣和发展方向。第三,水沫书店的同人们,并不是从出版业界职员成长起来的专业出版人,而是处在中外文化交流前沿的殖民大都市内的摩登的年轻文人。他们有自己的既定的生活取向,养成了独特了生活品味,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上,都强调自己非同凡响的、随时变化的个性,以一种很讲究的审美态度来探索自己在文学创作领域的各种可能性。这群摩登年轻人们试图创造一种前卫、时尚的流行文化。对于流行文化进行生产和消费的社会阶层,并不是两个相互对立或相互分离的传统社会阶级,而是由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社会阶层组成的。在许多情况下,流行文化的生产者又是其消费者。水沫书店同人们的生活原型和创作形态恰恰是这个观点的最好注释。正因为传统社会中各个阶级之间曾经非常稳定的区隔结构正被逐渐淡化,阶层与阶层间的连接也存在着混淆模糊的方面,水沫书店这些本身就是流行文化消费者、同时也肩负创造流行文化职责的知识分子充当中产阶级市民文化的倡导者。这种中产阶级市民文化游走在上、下层市民文化之间,模糊着上、下层市民文化的区别,也成为上、下层市民文化间的中介。这些知识分子属于被布尔迪厄称为的“新兴小资产阶级”或“新知识分子”,他们钟情的是不断更新的风格化的生活样式,投射到文学创作中,也是别具一格的风格和气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当有一种外界力量强制要求他们以与别人统一的面貌出现时,水沫这个团体并不予接受,并很快因此分崩离析。第四,由第一线书店转变而来的水沫书店在虹口这个文化区内有过一次很具代表性的空间上的流动,即从北四川路东宝兴路路口搬迁到北四川路老靶子路(武进路)以南的公益坊内。虹口文化区内各种不同因素对出版机构的影响也从这次流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单纯的地理意义上说,老靶子也几乎是虹口文化区南北的中分线;而在文化意义上,由于老靶子路为公共租界与华界的分隔线,这道自然的地理分割线也担当了政治权力、行政管理、文化机构的分野作用。它的存在使颇受政策因素影响的1930年代虹口民营出版业呈现出动态、变化、交错、多向、复杂的局面。虹口1930年代出版的繁荣有着其不可复制性,这和经济原因、政治因素、以及政治因素带来的人员流动、人际交往紧密相连,一旦没有这些因素,这种文化现状也会随之消失,不再重来。这也是到21世纪的上海,四马路福州路依靠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型书店和被调整、重组过的出版集团,还能标榜为“文化街”,而虹口的曾经的北四川路只能永远留存在老人的记忆中,如今的四川北路则只能有悲天悯人式的喟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