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这一伟大的灵魂工程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夹缝中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微妙,人们不断地感叹教育的艰难,不知该往哪里去?幸运的是,有很多很多富有远见的思想家和实践家在这种越来越艰难的困境中创立了一套套有效的教育思想、及其技术,帮助我们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大浪淘沙,留下智慧的结晶,为教育指引方向。其中,笔者注意到,哈贝马斯在构建其批判理论过程中所采用的批判方式可以为被现代性所困扰的课堂教学带来一抹阳光,可以支持我们在被现代性伤害的课堂生活中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理性”,这或许能给现代性课堂生活,尤其是受到工具理性限制的课堂话语空间的拓展带来些许的希望;同时,也为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倡导的“对话中心的教学”(钟启泉,2008)提供借鉴。本文的立意正是从教育学角度,把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思想和课堂对话联系起来,对规范语用学思想和课堂对话之间的关系,例如,适切性、特殊性、局限性等问题展开具体的分析,以期找到深受现代性侵蚀的课堂对话的出路所在,并进而丰富我国课堂教学理论体系。全文共有三部分。“导言”这一部分主要阐述研究问题的缘起,提出问题:并从认识论到本体论之研究视角的转换,以及规范语用学和课堂对话的内在衔接性两个方面深入解读该问题;导言还重点分析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包括因果分析方法和哲学诠释学方法交替使用的方法论取向;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历史文献法、解释学方法、实证研究方法、思辨方法;以及实证层面上采取的课堂言语分析技术。“正文”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介绍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思想。文章首先阐述其理论概况,在此基础上着手分析其规范语用学思想体系。关于这一点,文章首先分析了规范语用学思想构建的基础——交往行为,然后,从交往行为转入语言学及规范语用学思想的形成,并进一步分析规范语用学思想的核心思维方式——双层批判;在此基础上,文章深入分析了规范语用学作为本研究分析工具的特质,以及它对课堂对话研究的意义,并简要介绍本研究的框架。关于规范语用学,笔者强调三点:双层批判的思维方式;经由论辩的分析框架;以及该分析框架的工具性。而关于课堂对话,笔者强调以不同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为课堂对话目标。第二章则是面对规范语用学在实践层面的“乌托邦”性质,借鉴阿佩尔的强先验性经验观,从教育实践出发,构建内在于语用规范的课堂对话目标,即“不同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具体内容包括这一目标的提出、内涵、特征、性质、意义、过程性、目标端口等问题。这一章论证的是关于课堂对话的终极意义问题,它保证了课堂对话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第三章则是关于规范语用学视野下的课堂对话研究的具体展开,这是一种在弱先验性经验观指导下的理性的重建过程,它与第二章的强先验性经验观形成强烈的对比。本章首先站在“生活世界”的高度,对课堂对话的文化语境加以分析,例如主体间性、意识形态、特殊性等课堂特征;其次,根据以言行事能力和“IRE”结构中的“E”解读课堂语言使用模式,区分出若干话语类型;再次,以规范性要求检验区分出来的不对称和扭曲的语言使用模式;最后,从规范性角度出发,提出跨文化的课堂对话设计思想。第四章是第三章的继续,主要运用“IRE”结构和语类结构潜势理论两种分析工具解剖教师该如何采取言语策略,以支持学生的深层学习。首先,分析教师在“E”环节的言语策略,其次,分析教师在“潜在的策略行为”语言模式下的对话策略。最后,通过比较哈贝马斯与阿佩尔对经验的不同态度,简短地阐述了哈贝马斯的分析框架在对话伦理学这一宏观背景下的苍白点,指出了各种课堂对话类型在实践领域的意义。第三部分“结语”以简短的语言总结了哈贝马斯规范语用学视野下的课堂对话模式——即课堂对话以自我身份认同为目的;以跨文化对话方式为机制;以强调反身性思考的双层批判为方法。总之,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思想作为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方式之一,最低限度地寻求着主体之间公共的交流空间,以解放主体的精神世界。这对于“对话中心的教学”范式而言,意味着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对话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大课堂交流的范畴,从而使主体间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并且这种共识使得主体能够最大限度地发现自己人生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