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受经济体制和媒体发展程度的制约,《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明星的身份还停留在“电影演员”的阶段,明星作为演员的职业性使得他们执迷于对角色的阐释,而在观众心目中,他们的个人魅力与角色魅力往往是重合的关系。虽然演员的“个人魅力”已经被人们发觉,但还是被转化成了一种能体现集体价值的“公众魅力”,并在时代发展的需求下而被无条件征用。“心灵解放”、“思想解放”的要求和整个社会轰轰烈烈的改革进程,呼吁着能够代表时代神精面貌和观众心理需求的类型化面孔。这些面孔背后所蕴涵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的精神内核之一,也使演员成为大众心中最具魅力的偶像。这些生动的时代面孔,代替大众完成着新时期初期民族身份的建构过程,并满足着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期,当代审美文化的商业化、消费化转型使得文化工业迅速崛起,大众文化也在逐渐地替代精英文化的主导位置,电影明星逐步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电影创作生态环境的开放性、电影生产形式的多元化、观众审美的生活化、媒体介质的多元化等等,使得电影明星变成了一个复杂多义的载体。而这一时期的“百花奖”最佳男女演员就成为了这个载体的集合。在这个集合里,既发生着民俗文化到本土文化的流变,又反射出政治与商业的多重投影,既体现着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角逐,又映照出精英文化的衰微。在此基础上,获奖明星身上所体现的多维度的表达又串联起一条清晰的脉络：即,在追求商业利益和市场扩容的前提下,越来越清晰地突出和重塑着本土文化的话语权。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以一种文化产业的形态加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作为电影“产业化”的重要表征,电影明星已经参与到了全球化给时代文化所带来的流动和共生的体验之中。这在2000年以来“百花奖”获奖男女演员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一种共生的球域化空间中,明星与他们所携带着的文化符号一起,在一次次的文化和资本位移中实现着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并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成为全球场域中的可供想象和消费的“世界景观”。与此同时,类型化角色的缺失、明星经纪公司的兴起、全媒体时代的来临以及社会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容,又导致了明星与角色的分离,明星通过形式纷繁的社会表演,重新建构着自己的话语机制。失去了角色本体的保障,明星身上的文化性被很大程度消解,而作为满足大众消费欲望之符号的特性,日益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