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拒证权是证人证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及我国的港澳台地区都已将这一制度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而我国大陆地区仍不见踪影。古代容隐制度视为亲属拒证权的萌芽,随着社会的进步,容隐制在形式上完成了向亲属拒证权的转型,然而转型后的亲属拒证权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现今社会,自然情感的需求,人性本能的凸显,家庭关系及社会和谐的呼唤都为亲属拒证权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根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要求社会发展,国家建设更加重视人权,重视自由和平等,这些都为亲属拒证权的建构提供了适合的制度环境。证人证言制度的完善需要亲属拒证权,但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在面对该制度的建构时都显得犹豫不决,理论研究的深度不够及司法实践的效果难以预测等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本文选取人性视角分析亲属拒证权的建构,以期对解决上述问题有所帮助。以人性理论为基础揭示亲属拒证权的价值基础及人性观基础,并借助理论研究及现实需要的推动力建构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理念的拒证权制度是本文的核心。首先,本文对国外亲属拒证权及我国容隐制度的人性观基础进行考察,主要采取历史研究方法和比较分析法。既纵向分析两种制度的形成过程,明确两者的人性观差异,又横向比较制度产生的社会条件来揭示差异的成因。其次,建构适合我国的亲属拒证权制度,解决证人证言制度改革中的现实问题是本文的落脚点,主要运用了实证研究和价值分析的方法。只有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继承我国法治本土资源,深化亲属拒证权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才能推进这一制度的立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