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银行有关数据可知,2015年全球的极端贫困率为10.1%,2017年全球的极端贫困率下降为9.2%,但这一比例意味着在世界上仍有近6.89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9美元。相形之下,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中国政府帮助7亿多人摆脱贫困,特别是在2020年11月见证了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向着世界消除贫困的这一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为全球面临贫困这一困境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制定关于贫困人口减半这一千年发展目标也为全球扶贫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企业社会责任一直是近些年学术界和业界最受关注的主题之一,而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更是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中最为关注的话题。就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情况来看,国有企业无疑是承担扶贫攻坚任务的中坚力量。企业所参与的精准扶贫本质上是由政府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这种政策性扶贫与传统意义上由企业自发生成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不同,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处于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政策性扶贫。尽管不少数据显示我国的民营企业在政府主导的扶贫攻坚战中也同样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遗憾的是,除了极少数文献之外,分析民营企业参与政策性扶贫动因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的主要研究地方政府逆向拓展预算约束与资源依赖的联系来探讨政府与企业的互动机制。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及其企业行为,“软预算约束”便成为当时探讨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即当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出现财务亏损或者涉及到资金救助,政府通过制定法规、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发放许可证以及授予股权和债务融资渠道来补贴企业。由此,企业总是有理由从国家政府那里获得直接的补贴支持。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各层级间的政府在一些方面倾向于采取“软预算约束”的行为方式,换言之,即下层级政府对上层级政府存在突破预算限制的倾向、并且伴随着规模扩大与所持有的权力扩张的冲动,且试图通过游说甚至迎合上级部门的号召以换得预算之外的资源。突破预算约束的政府行为与传统的软预算约束有着一个明显不同这些政府行为不是自下而上地向上级部门索取资源,而是自上而下地索取资源。这类组织行为概称为“逆向软预算约束”现象。这种现象使得省级政府能够从本地经济增长中获益,从而为其促进增长创造了一种激励。在随后的几十年里,GDP增长几乎是唯一重要的指标,并成为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术语,也成为评价和提拔官员的最重要标准。现有研究对企业自身规模,经营绩效,战略性措施及政策性负担等特征分别对政府与国企程度的影响作了相应的实证研究。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由政府任命的,所以国有企业更有可能支持政府项目。同时,扶贫事业的促进与GDP的增长息息相关,并且已成为政府的优先事项。国有企业通常必须帮助政府实现社会福利目标,例如增加就业和减少污染。国有企业依靠天然政府关系享有资源配置优先权,通常寻求政治庇护,以维系自身利益关系,提升企业绩效。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外部响应者同样在面对中央的扶贫号召时,有着同样的绩效增长和财政绩效增长等经济发展的指标。近些年,政策性负担作为热议的话题热度不减。鉴于政府在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故大量学者在研究企业行为时,发现企业希望通过一种特殊方式来获得政治的保护与一些外在资源的补给,换言之企业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来为企业自身的发展增加社会竞争力。有着资源配置优先权的国有企业在响应国家政策时往往扮演着积极而又正面的角色,而作为信息获取等方面相对落后的民营企业在采取行动方面往往会面对过多的壁垒。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尽管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具有更低的政策性扶贫参与效应,但如果地方政府高度贯彻中央的政策性扶贫的国家战略,使得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政策性扶贫的动机显著增强;（2）机制分析表明,具有政治关联以及获得政府补助使得民营企业在响应地方政府扶贫信号时的政策性扶贫参与动机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地方政府逆向软预算约束和企业政策性响应的研究成果,相关结论为促进民营企业参与社会责任提供了政策启示。本文潜在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基于逆向软预算约束观点与资源依赖理论,强调了企业在面对复杂制度情境下的主动控制行为,不仅拓展了前期学者被动响应制度复杂性的研究视角,也响应了Oliver（1991）在其论文中希望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来分析制度过程与组织响应的研究呼吁,为深入理解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动机提供了新的见解。第二,本文还拓展了企业参与政府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动因,将地方政府扶贫力度与政府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联系起来,并对过去十年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更深入的见解。第三,本文基于精准扶贫的情境揭示了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隐性利益互换关系,为如何更有效推进政企合作并引导民营企业家积极投身于社会责任行为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