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的当下,谈判已成为日常商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由于现实生活中的谈判常具有重复、非短期性质,谈判双方在进行行为决策时往往会受到过往与该对手谈判体验的影响,同时他们也需要考虑本次谈判的过程与结果对于未来谈判的潜在作用。先前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谈判中欺骗策略使用意愿及行为的前因要素,但大多依赖于匿名参与者之间的单次互动,忽视了现实谈判的重复性质。同时,随着谈判欺骗策略研究的深入,研究视角逐渐从主效应转向调节效应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研究了谈判者在既有的谈判中所感知到的对手可信赖度、对手情绪表现及自身的主观价值结果如何影响其未来谈判中对于欺骗策略的偏好程度,并构建了调节模型,考察谈判者性别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其中,欺骗策略涵盖了消极情绪欺骗与信息欺骗（虚假承诺、虚假陈述）维度。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变量关系假设,并以182名商学院本科学生作为样本进行谈判模拟实验、收集相关数据。本文通过SPSS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对假设内容进行验证并得出以下结论:1.谈判对手的可信赖度显著负向影响谈判者的未来谈判欺骗策略使用偏好程度;2.谈判对手的积极情绪表现显著负向影响谈判者的未来谈判欺骗策略使用偏好程度,谈判对手的消极情绪表现显著正向影响谈判者的未来谈判欺骗策略使用偏好程度;3.谈判者的主观价值结果显著负向影响谈判者的未来谈判欺骗策略使用偏好程度;4.谈判者的性别显著调节了谈判对手可信赖度与谈判者未来谈判欺骗策略使用偏好程度的负向关系,谈判者性别为女时,主效应效果被增强,谈判者性别为男时,主效应效果被减弱;5.谈判者的性别显著调节了谈判对手情绪表现与谈判者未来谈判欺骗策略使用偏好程度的关系,谈判者性别为女时,主效应效果被增强,谈判者性别为男时,主效应效果被减弱;6.谈判者的性别显著调节了谈判者主观价值结果与其未来谈判欺骗策略使用偏好程度的负向关系,谈判者性别为女时,主效应效果被增强,谈判者性别为男时,主效应效果被减弱。本文从谈判者过往谈判体验的角度综合分析了消极情绪欺骗和信息欺骗策略偏好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机制,不仅丰富了谈判研究中欺骗策略的多维度内涵以及欺骗策略前因变量的研究,还展现了既有经验性谈判的创新研究视角。此外,本文综合考虑了谈判者性别与认知对谈判者决策的共同影响作用,发现女性谈判者在做未来欺骗决策时更易受到既有谈判体验的显著影响,因此也为谈判欺骗策略的性别差异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与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