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交往过程中,有愉悦与和谐,但也不可避免会出现冲突,甚至伤害。尽管对伤害采取报复是人类的本能,但由于通过人际依恋而产生的归属需要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动机(Baumeister&Leary,1995),所以当对方是我们的重要他人时,我们可能会选择宽恕以使本已冲突的人际关系得以修复和维系。目前,有关宽恕的研究大多是将其视为一种特质,较少关注人际互动过程中被冒犯者宽恕的特点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常说―时间可以疗愈一切伤痛(Time heals all wounds)‖,那么,被冒犯者的宽恕随时间推移有何特点?近年来,西方学者开始采用纵向追踪的方法对人际冒犯情境中被冒犯者的宽恕变化趋势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性研究。大多研究者发现人际冒犯受害者宽恕呈线性增长趋势(Mc Cullough,Bono,&Root,2007;Toussaint,Shields,&Slavich,2016),然而也有研究者发现被冒犯者宽恕的变化趋势呈二次增长趋势(Pronk,Karremans,Overbeek,Vermulst,&Wigboldus,2010)。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被冒犯者宽恕随时间推移总体的变化趋势,而很少就个体之间变化趋势存在的差异以及原因做出解释。我国是一个集体主义文化的典型国家,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强调和谐,有时,个体为了人际和谐往往会选择压抑自己。为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当面对来自亲密他人的伤害,个体会如何应对?是选择“睚眦必报”、“以牙还牙”还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得饶人处且饶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被冒犯者宽恕呈现何种特点?哪些因素影响着被冒犯者宽恕的起始水平以及变化速度?难宽恕的个体有何特征?为此,本研究从横断调查和纵向追踪两个研究视角,基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两个维度,考察了人际冒犯受害大学生宽恕的特点及其变化轨迹。总共包括6个研究,其中横断调查包括2个研究,纵向追踪包括4个研究。横断调查两个研究的目的是探讨了人际冒犯受害大学生宽恕的特点。研究1采用横断相关研究的方法,从4957名大样本被试中筛选出10天内被亲密他人冒犯的318名大学生,考察了他们在T1时间点上宽恕的基本状况以及特点。研究发现,大学校园人际冒犯发生率为8.35%。被冒犯大学生宽恕及其子维度在性别、宗教信仰、民族上均无显著差异。大学生被冒犯者遭遇的冒犯依次来自于好友、室友、恋人、父母。遭遇父母伤害的大学生感知到的事件严重程度最高,但是宽恕水平最高;遭遇室友伤害的大学生感知到的事件严重程度最低,但是宽恕动机和报复动机高。研究2采用横断相关研究的方法进一步考察了冒犯事件严重性“怎样”影响被冒犯大学生的宽恕及这种影响“何时”更强或更弱。结果发现,冒犯事件严重性对宽恕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其通过沉思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宽恕,关系亲密程度在二者之间,没有调节作用。从宽恕的具体维度来看:冒犯事件严重性对报复动机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其通过沉思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报复动机,关系亲密程度在二者之间,没有调节作用;冒犯事件严重性对回避动机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其通过沉思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回避动机,关系亲密程度对沉思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具体而言,沉思对回避动机的影响,随双方关系亲密度的增加而上升;冒犯事件严重性及沉思对仁爱动机预测作用均不显著。纵向追踪研究从变量为中心和个体为中心两个研究视角考察了318名被冒犯大学生在冒犯事件发生5周内宽恕的变化轨迹。以变量为中心的纵向追踪包括研究3和研究4。研究3构建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LGM),考察了被冒犯大学生宽恕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以及性别差异。结果发现,人际冒犯受害大学生宽恕水平在五周内呈线性增长趋势。从宽恕的具体维度来看,被冒犯大学生报复动机和回避动机呈线性增长趋势,仁爱动机线性增长趋势不显著。男女被冒犯大学生在宽恕的起始水平和变化速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从宽恕的具体维度来看,男女被冒犯大学生在报复动机因子的起始水平上有显著差异,但是在变化速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回避动机因子的起始水平和变化速率上性别差异显著;在仁爱动机因子的起始水平和变化速率上性别差异不显著。研究4构建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LGM),从纵向上考察了被冒犯大学生对于冒犯事件的沉思如何影响宽恕。结果显示,被冒犯大学生对于冒犯事件的沉思在5个时间点上均能显著负向预测宽恕;在宽恕的具体维度上,对于冒犯事件的沉思能正向预测报复动机和回避动机,但是对仁爱动机的预测到T5时间点上不显著。以个体为中心的纵向追踪包括研究5和研究6。主要目的是考察318名人际冒犯受害大学生宽恕变化轨迹的异质性及其预测因素。研究5使用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latent growth mixed model,GMM)考察了被冒犯大学生宽恕轨迹的亚群组分类及其人数分布。结果发现,被冒犯大学生报复动机变化轨迹分为三种类型:低报复组(初始水平低下降组)占82.2%、中报复组(初始水平高下降组)占15.0%、高报复组(初始水平高上升组)占2.8%;回避动机变化轨迹分为两种类型:低回避组(初始水平低下降组)占94.8%、高回避组(初始水平高上升组)占5.2%;仁爱动机变化轨迹分为三种类型:低仁爱组(初始水平低下降组)占37.1%、中仁爱组(初始水平高下降组)占57.2%、高仁爱组(初始水平低上升组)占5.7%。研究6对亚群组内个体宽恕的预测因素进行探索。结果显示,报复动机变化轨迹三个亚群组在性别、民族差异上不显著,但在冒犯者类型上有显著差异,4名高报复组大学生遭遇的冒犯1名来自好友,3名来自室友;三个亚群组在冒犯严重性上差异显著,中报复组的冒犯严重性显著高于其他两组;在关系亲密程度上差异显著,低报复组的关系亲密度显著高于其他两组。回避动机变化轨迹的两个亚群组在性别、民族、冒犯者类型、冒犯严重性、亲密程度上均无显著差异。仁爱动机变化轨迹三个亚群组在性别、民族差异上不明显,在冒犯者类型上有显著的差异,15名高仁爱组大学生遭遇的冒犯有6名来自恋人,7名来自好友、1名来自父母,1名来自室友。在冒犯严重性上,高仁爱组显著高于其他两组;在关系亲密度上,高仁爱组和中仁爱组显著高于低仁爱组。本论文的研究成果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青少年情感素质和人际交往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人际宽恕的研究成果并提供了跨文化证据,而且为学校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心理危机个体的预防与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