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是大学科研职能的主要承担者，是国家科技进步和大学发展的核心力量，是栖身大学校园的“科学家”。但大学教授科研论文产出的个体差异非常明显，高产与低产同在。科学计量学的研究发现，科学各领域的重要成果都是由该领域少数科学家完成的，科研论文产出分布存在着“二八现象”。那么，中国研究型大学正教授们的科研论文产出存在着什么样的个体差异？哪些因素影响他们的科研论文产出？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科研论文产出的？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及认知动机理论构建大学教授科研论文产出研究的分析框架，使用大学正教授整个职业生涯（首次发表论文至今）中学术期刊论文的年均篇数、年均被引次数及 h指数（数量与被引的综合）分别表示科研论文产出的量与质，利用“2014中国大学教师调查”的数据，将中国研究型大学（985工程大学）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全日制正教授作为研究对象，从其人口特征、教育背景、学术职业认知、学术活动社会化四个方面来分析大学教授科研论文产出的差异、影响因素并揭示其影响的产生机制。　　为考察大学教授科研论文产出的差异，本文用二维四象限法将大学教授的科研论文产出分为高产高质、高产低质、低产高质、低产低质四种类型，并基于所得数据分析了这四类教授的基本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高质者中的高产和低产者分别为23％和7%，可以说，科学发现主要是这30%的科学家的贡献，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科学界中论文产出与科学家集中度上的“二八定律”但具有中国特色。第二，在人数上，高产高质者是高产低质者的两倍，且那些高产高质者通常是偏爱科研，善于平衡教学与科研关系，积极开展科研合作和参与学术服务的教授。　　为考察大学教授科研论文产出的影响因素，本文借助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考察人口特征（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学科、本科学校声誉、博士学校声誉、近亲繁殖状况）、学术职业认知（工作偏好、研究压力、教学科研平衡）、学术活动社会化（科研合作、学术服务）与教授们科研论文产出的关系。描述性分析发现，大学教授的年龄与其科研论文产出呈曲线关系，论文发表的数量高峰在35-45岁之间，大多数教授的最高被引论文发表在37-39岁之间。考虑到职称晋升时间后，年龄与科研论文产出的关系呈“鞍形”曲线，即总体呈上升趋势，在晋升为正教授时达到顶峰，晋升为正教授的过程中经历了三个峰值。进一步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学科、本科学校声誉、工作偏好、教学科研平衡、科研合作对科研论文产出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可作为预测教授科研论文产出高低的关键。研究压力和学术服务对年均篇数、年均被引和 h指数的影响是不同的；年龄、性别、博士学校声誉、学术近亲繁殖状况对科研论文产出没有显著影响。　　为考察教授科研论文产出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认知动机理论，提出了以学术职业认知和学术社会化行为为中间变量的分析框架。路径分析发现，在对科研论文产出的直接影响上，人口特征的效应很弱，教育背景的效应较强；但人口特征和教育背景两者对学术职业认知和学术活动社会化行为的直接影响效应都很强，学术职业认知对学术活动社会化产生较强的直接影响；学术职业认知和学术活动社会化行为对科研论文产出具有强的直接影响。路径效应分析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中国研究型大学教授科研论文产出影响机制的理论假设。　　为加深对大学教授科研论文产出影响机制的理解，本文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定性分析了影响大学教授科研论文产出的内、外部因素。从大学教授的个体特征、环境特征、科学界的制度规范、科学界的社会选择、科学家的自我选择等方面阐释了大学教授的学术职业认知、科研行为及科研论文产出三者是如何在学术职业生涯中得以互动的。本文最后提出，大学教授的科研动机、科研行为和科研论文产出是以个人、环境和行为的互动为基础的，学术职业认知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中间角色，这一过程塑造了大学教授以“科研论文产出”为主要特征的完整学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