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领导下的国家监察机关,监察委通过与纪委合署办公,吸收行政监察权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实现了反腐败资源的集中整合,建立了对全体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的国家监察体制。作为新生的国家机构,在一些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上难免存在不足,仅在监察调查权方面就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监察调查措施作为国家监察权的实现方式,其运行水平直接决定监察委的监察水准,因而有必要通过对监察调查权的基础理论梳理,深化对监察调查权基础理论的理解,对监察委员会可以有一个更为清晰地认识。《监察法》规定了监察调查的措施和程序,其颁布预示着监察委员会调查权行使变得有法可依。但是,实践中监察调查权行使依旧存在现实困境:一方面,在调查过程中存在被调查人权利缺失的现象,这与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存在出入;另一方面,监察委员会调查程序与司法程序的配套衔接机制不健全,导致案件推进过程不畅,影响司法效率与监察水平;此外,调查权高度集中的配置模式极易造成权力的滥用,而目前针对调查权的监督仍不完善,缺乏对权力的高效制约。监察体制改革当前正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稳步推行,厘清现实困境的同时有必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这对我国改革进程具有指引意义。一方面,分析我国传统刑事观念与职务犯罪自身特点可以明晰被调查人权利缺失的成因;另一方面,通过分析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配合与制约”和具体衔接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监察调查程序与司法程序的衔接;此外,针对监察机关监督机制的内外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明白监察调查权监督的情况。监察委员会调查权行使应当以法治化路径为遵循,通过合法性、权利保障、监督制约等原则保障调查权的规范化运行。通过完善调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健全被调查者的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健全司法衔接机制、组建职业的监察官队伍等方式,实现我国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可持续发展,监察调查权的法治化、规范化运行对于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