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运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高速公路建设及其引起的村庙扩建事件,探讨了乡村非正式宗教组织的形成过程和运作逻辑,以及这一组织如何影响群体在乡村原有家庭关系、社会文化和乡村社区中的地位。文章认为,村民基于共同东庙信仰形成的村落祭祀圈是非正式宗教组织发展的雏形,村旁高速公路修建和村庙扩建是其直接兴起的原因。高速路修建造成了压住村庄龙脉、挡住神灵仙道的村庄困境,宗教组织采取了村庙扩建的化解方法,并成立专门的“建庙功德队”,开始了自身的组织化运作。非正式宗教组织的运作与兴起过程是相伴相随的。宗教组织以全体被征地农民的“集体截车”为契机,通过斡旋让组员及时得到应偿款,并在工地上找到“经济增长点”。宗教组织通过组员的细致分工和权力分配,建成了“天爷阁”以打通神灵仙道。文化站是宗教组织为宗教活动筹集资金而兴办起的娱乐群体,具有同样的组织结构和任务,延续性地影响村民的文化、宗教生活。最后,研究引入农民的公共生活概念,比较了村庄不同宗教群体的公共生活异同。认为群体性的宗教活动是村民日常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巫术在一定意义上承担了村民特别是组织成员互相交流的职能,为他们的公共生活提供了场所和技术支持。根据宗教信仰的不同,村民结成各自的公共活动圈,圈内成员交流紧密,圈间却很少交流。作者认为农民的交往活动更多重视居住空间和个人宗教信仰,而不仅仅是差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