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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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矿产资源居基础产业之地位。矿业权出让制度在我国矿业权制度体系中所享地位重之又重,矿业权出让合同是矿业权出让活动最为重要的书面载体。矿业权出让合同属于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抑或其兼有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的双重属性,这一问题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存在着很大争议,对此所作的不同定性也反映了研究者在该类合同根本价值认知上的差异。不少学者着重于通过分析矿业权出让合同的主要构成要件,即合同主体、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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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矿产资源居基础产业之地位。矿业权出让制度在我国矿业权制度体系中所享地位重之又重,矿业权出让合同是矿业权出让活动最为重要的书面载体。矿业权出让合同属于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抑或其兼有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的双重属性,这一问题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存在着很大争议,对此所作的不同定性也反映了研究者在该类合同根本价值认知上的差异。不少学者着重于通过分析矿业权出让合同的主要构成要件,即合同主体、缔约目的、缔约程序、争议解决方式,以及是否符合民事合同或行政合同特征等确定其法律性质。我国现行立法未就矿业权出让合同作出明确定性,与之关联的法律规范也是散见于多部法律法规中。司法实践对矿业权出让合同法律性质的裁判也缺乏统一规范。2017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没有对矿业权出让合同性质作出界定,只明确了必须依据当事人争议的具体事实判断纠纷的真正性质。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将矿业权出让协议纳入了行政协议范围,但该规定并不能使矿业权出让合同性质的争论就此停止。对矿业权出让合同性质的界定时,不应只拘泥于其构成要件,深入剖析矿业权出让制度的原理与价值更为重要。将矿业权出让合同定性为行政合同,实则是忽视矿业权出让的立法目的、混淆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与矿产资源国家管理权的关系、未恰当运用合同界分理论的体现。矿业权出让是我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要素资源而创设的制度。我国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为私权,国家行使矿产资源所有权时也行使着管理权,二权并列而不混同。订立矿业权出让合同是国家行使私权的具体表现,颁发探矿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才是国家行使公权力的体现。同时,划分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仅以主体或目的简单划分无法囊括各种合同类型,以合同标的说为依据更为合理、全面。通过考察我国矿业权出让的立法精神、政府与市场之关系以及矿业权出让合同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后,结合行政审批行为应与契约行为相分离这一立论,可以确定矿业权出让合同属于民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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