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维多利亚后期至冷战前期之间英美两国汉诗英译的形式和意象翻译对策展开历时性研究。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和统计数据分析，归纳在其中的四个主要历史阶段中，译者的诗形选择和意象处理的阶段性共同特点、及其与目标国主流诗学的联系。并对汉诗英译中涉及诗形和意象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导论部分首先对汉诗英译研究现状及方法论方面的不足进行简要概述，然后提出本文的研究目标、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第一章探讨1870年至1913年间汉诗英译形式和意象处理特点。把汉诗分为杂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四类，分析了六种英语格律诗体翻译这几种汉语诗体的优缺点。并归纳在本阶段的汉诗英译中哪种意象被置换、删除和添加。对十篇汉诗英译的意象置换和增删进行了数据统计，以便与下阶段进行对比分析。　　第二章探讨1914年（一战开始）至1929年间汉诗英译的诗形和意象处理特点，以及较前一阶段的变化。本阶段目标国的诗学危机为翻译文学的进入提供了良机。以庞德为代表的译者突破传统英语诗歌的藩篱，开始对汉诗的叠词、短语重复和意象呈现法进行模拟。特别归纳了汉诗叠词的五种类别，以及能否在英译时被模拟保留。本阶段每篇平均置换意象数与上阶段基本持平，平均删除意象数比上阶段减少百分之五十三，平均添加意象数比上阶段减少百分之八十一。被置换的意象主要是人物意象、器物意象、地点意象和比喻的喻体意象等。对典故意象的删除仍然存在，但保留的比例比上阶段明显上升，尤其是小畑薰良和洛威尔对原作中的比喻和典故意象保留较多，尽管有时显得过分拘泥。添加的意象主要是原诗意象的关联意象，故不影响作品意象的统一性。上阶段意象添加的三种情况几乎不存在。本阶段汉诗英译在叠词、短语重复和意象保留等层次比较忠实，是英美意象主义诗人寻找符合意象主义诗歌主张的“外援”所致;在篇章层次上却不够忠实，是对汉诗其他诗学特征和文本完整性的忽视和不尊重所致。　　第三章探讨1930年至1949年间的汉诗英译。由于本阶段中美英结成盟国，英美读者对中国的兴趣大增。为了满足英美人了解中国人情感的需要，本阶段汉诗英译本重视诗歌的娱乐性和文化性。对叠词、对仗等形式特点保留较少。但对叠章这种民歌手法做了较多保留，是当时英美主流诗学强调“本土性”和“人民性”所致。译诗集篇目按“主题”编排，以吸引大众读者。在意象处理方面，与意象主义阶段相比，删除意象明显减少，对原诗中的地点意象和典故意象保留比例显著增加，地点意象保留率比上阶段增加百分之二十七，典故意象保留率比上阶段增加百分之三十。这应该与本阶段原语国在目标国形象和地位的提升有一定的关系。但每篇平均置换意象数高于上阶段百分之三十，置换意象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译者理解错误或疏于考据所致。此外，对体现原作者独特风格的诗句，如杜甫的沉郁风格，因为可能增加读者理解的难度，被置换或删除。把《诗经》更多篇章按“私情”阐释，因为这种阐释适合大众读者的口味。第四章探讨1950年至1962年间的汉诗英译诗形和意象处理的特点，及其与该阶段主流诗学的联系。结论部分在前四章的基础上，归纳四个阶段汉诗英译形式和意象处理变化的规律。并归纳论文创新点、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借鉴意义、以及论文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