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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公司治理演化是一个客观过程,但全球化引发了多样性公司治理模式是否趋同的学术争论,其延伸问题是多样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否趋同。主流公司治理理论关注治理机制和价值分配,忽略了其依存的制度体系和嵌入性背景。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比较政治经济理论等用制度互补性和路径依赖解释了公司治理的多样性和稳定性,但不能有效解释制度变化和公司治理演化。因此,什么因素决定了公司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及其发展演化就成为理论研究的核心。这对于正确理解公司治理演变的实质及其改革意义非常重大。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公司治理的发展演进规律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动态制度互补性分析框架,揭示公司治理体制及其多样性的决定性、公司治理演进特征、路径和本质。
本文的主要观点包括:(1)技术经济范式及其相应的调节体制共同决定了公司治理体制及其演化。作为内生因素,技术经济范式及其衍生异化模式决定了不同国家的产业组织结构、融资体制、产业关系等互补的制度体系。不同的制度互补性体现了不同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分工等比较制度优势,以及由此决定的公司治理体制;作为外生因素,调节体制决定了不同技术经济范式下公司治理的共同演进方向。(2)采取技术经济范式——组织结构——竞争策略——公司治理的分析思路。技术经济范式与国际调节机制之间存在制度互补性。技术经济范式的衰退、转变以及相应调节机制的变化导致公司治理体制的转变。(3)公司治理演进伴随着组织和生产导向转向市场和金融导向;价值分配从内部人转向股东;垂直分解和功能分割的精益化组织结构等特征。(4)混合化、渐进性,多样性与同质性共同演化是公司治理演化路径特点。(5)公司治理演进的实质是通过产业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调整,提高技术创新和产业竞争优势。
本文的理论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迄今,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提出一个公司治理发展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用动态制度互补性框架,通过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对公司治理体制及其多样性的决定性、演进规律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包括:(1)作为电子机械时代的技术经济范式,福特制及其衍生异化体制(精益生产、弹性分工、弹性福特制)的公司治理从本质上看都是生产和组织导向的利益相关者模式。刚性的劳资契约、国家福利和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是内生并互补于这些生产体制的调节体制。作为数字和全球化时代的技术经济范式,温特制和模块式跨国生产网络的公司治理的本质是市场和金融导向的。与之互补的是弹性劳资契约、去嵌入性(disembeddedness)的全球化战略和放松管制的国家调节体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是是主导性的国际调节体制。(2)跨国上市、跨国并购和公司法竞争作为公司治理演进的形式化传导机制,推进了各国公司治理的形式趋同。(3)全球化战略下,本土创新和分工的路径依赖,寻求外部规模范围经济的全球互补性战略使公司治理体制演化具有市场导向同质性和多样性路径演化特点。第二、确立一个研究全球化公司治理体制演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超越主流公司治理理论仅仅考察形式化的全球演化机制(跨国上市、跨国并购、公司法竞争与改革等),本文着重考察全球化对生产体制和生产关系影响的分析,包括产业组织结构、金融体制、所有权与控制权、产业关系、职业教育培训、创新和产业分工、政治改革等等。力求从本质上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公司治理体制的演进规律。
第三、采取企业微观治理行为、制度体系互补性和宏观经济分析相结合。针对目前学术界关于全球公司治理趋同和非趋同的两个极端结论,本文从全球化战略的矛盾和重组成本转嫁机制出发,分析公司治理体制演变的多样性和同质性。全球化生产战略一方面确保了大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作为资本退出机制产生国内制度互补性调整压力和宏观经济失衡。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的有机联系中探讨公司治理演化机制也是本文创新点之一。
第四、针对新兴市场、转型经济公司治理改革的经验教训,本文对健全完善中国公司治理体制提出了政策建议。作为赶超和转型经济国家,行政治理模式有助于克服转轨期间市场制度体系的失灵和非互补性,有利实施双重竞争优势。通过国有控股,实现组织控制、资本积累、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行政治理模式的弊端也表明,开放竞争体制下,要实现从比较经济优势转向比较制度优势,建立健全、和谐共担的公司治理体制,就必须建立完善和互补的制度体系,如社会保障、职业教育培训、金融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