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市场对工人的需求日益增加,建筑工人群体越来越庞大,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由于建筑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建筑行业的低门槛和高回报的特点与农民工的自身条件和薪酬要求具有很高的匹配度,农民工由此成为建筑工人的主体构成人员。他们是工人,也是农民,生活理应更有保障。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建筑业农民工为何没有采取公力救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转而运用私力救济?这成为了本文的研究要点。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从建筑业农民工维权的私力救济行动出发,以个案研究和实地调研的方法观察他们的私力救济行为,展现其私力救济的现状及特点;第二章揭示建筑业农民工私力救济的原因,主要以建筑行业特性、制度化的救济效力不足以及建筑业农民工自身问题三个方面,展现建筑业农民工处于建筑行业利益链底端的纠结和无奈,并从建筑行业和农村社会两个场域,建筑公司、劳务公司、包工头、建筑工人等多个主体出发解释其私力救济的原因;第三章主要就香港和台湾地区关于劳动者权利保障的救济制度展开分析,并从中吸取经验,得到启示;第四章指出权利救济应当制度化,公力救济的制度化较为成熟,而私力救济制度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帮助建筑业农民工以及更多的社会主体实现权利的私力救济。主要分为两个方面来推进:一方面,坚持公力救济的主体地位,将私力救济引向公力救济;另一方面确立私力救济的法律地位,提供多渠道的救济途径,使其具有法律依据,划定救济范围及行动边界,确保私力救济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