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技术具有中立性,但算法权力的异化可能导致算法技术的滥用。在平台经济领域,算法技术的滥用引发了算法歧视行为。因算法歧视行为涉及技术规制、法律规制等多方面,理论界从多维度探讨研究对算法歧视行为的规制,并实际推动了数据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形成了对算法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进行监管的体系,对算法歧视消费者行为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数据法律体系的建立不能杜绝算法歧视消费者行为的产生,该行为仍然广泛存在,并使消费者产生明显的不公平感知,却极少有消费者寻求实质的诉讼救济并成功维权。因而,在数据法律体系初步建立的背景下,消费者遭受利用算法等技术手段实施的歧视行为后,如何通过诉讼切实获得权利救济应当成为研究重点。对消费者遭受算法歧视后寻求诉讼救济的司法现状进行分析,消费者面临的救济困境突出表现为两个问题,其一是司法实践中对算法歧视消费者行为认定与适用较为混乱,其二是诉讼救济制度保障不足。一方面,司法实践中认定与处理混乱对应理论界关于算法歧视消费者行为的定性形成的多种学说。通过梳理算法歧视消费者行为法律定性的学说争议,应当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反垄断法》为请求权基础,理清算法歧视消费者行为的多元诉讼救济理路。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算法歧视消费者行为构成消费欺诈行为或侵害消费者之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基于《反垄断法》,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实施的算法歧视行为构成差别待遇行为,消费者可以通过举报的间接维权形式,借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助力以遏制平台经营者垄断行为的实施,以达到间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也可以直接提起反垄断私人诉讼,直接获得权利救济。另一方面,诉讼救济制度保障不足难以激发消费者维权动力,算法歧视消费者行为多元救济理路的构建也需要救济制度的完善予以保障。具体而言,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发展凝滞、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范围过窄、激励性诉讼保障规则配置不足。因而,应当建立专门的反垄断私人诉讼规则以强化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地位,使得反垄断私人诉讼在专门框架中得以运行;适当拓宽消费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范围,至少放宽至覆盖消费者保护协会;合理配置激励性诉讼保障规则,避免因滥诉之忧而过于限制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并建立消费公益诉讼专项基金,以诉讼制度的完善激发并保障消费者通过司法诉讼获得权利救济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