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对科举考试内容与次序不断调整,逐渐表现出重视经史、崇尚古学的倾向,康熙十八年与乾隆元年两次博学鸿词考试,也释放出稽古右文的明确信号。考官、学政、山长都是引导学风的关键人物,主考官会将自己的学术兴趣投射到五经与策问的命题中,随着汉学的兴盛,文学性内容不断进入策问。考官衡文时的态度与方法至关重要,他们有时会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从二、三场的经、策试卷中搜罗落卷,而朱珪、阮元在嘉庆四年的己未科会试中,甚至突破常规的阅卷程序,采用先阅二、三场试卷以定去取、再反观头场的策略,这一违规之举使得己未科成为史上名榜,得人之盛可与制科考试并论,榜中即有以词章甚至骈文著称者。一地的学风往往视学政的导向为转移,学政在一个科举周期中,需要对省内各府进行两次考试,即岁试与科试。在岁、科试正场之前,例考经古场,意在考察士子的经学根柢与诗赋才能,其中常有骈文题目。宗尚汉学的官员在任学政期间,会尤其重视经古场的考试,并从中挑选优秀人才,送入当地经古学书院肄业,其最著者当属阮元。一批著名的山长活跃于专门的经古学书院或开设经古小课的书院中,他们多宗汉学,或是汉宋兼采,以经史词章为倡导,是促进经古学传播的重要力量。经济上的激励也是经古学书院吸引士子的因素之一。嘉道时期,阮元是主持风会的人物,他一生之中重学兴文的两大创举是诂经精舍与学海堂的创立,这是全国最早的两个专课汉学及诗赋古文辞的书院,影响了整个十九世纪书院的学术面貌。阮元一直关注考据训诂与文学的相通相济之处,并体现于诂经精舍的命题考课中。延请王昶与孙星衍为精舍主讲,也体现了他所留意的学术与文学之间的某种平衡。进入诂经精舍的士子或长于经术,或长于词章,或是二者兼长,其中不乏长于骈体乃至以骈文名家者。《诂经精舍文集》是一部由阮元亲自编选的精舍课作集,从题目类型以及骈散分布上也可以看出阮元重视经学而不废文辞的倾向。同治七年起,俞樾主讲诂经精舍,一遵阮元旧法,以经术词章课士,且强化了词章的训练。而赋题的学术化以及士子以骈体写作学术文章,都体现了学术与词章合流的精神,拟古是包括骈文在内的词章训练的重要方式,抒发个人情怀与游戏俳谐类题目的出现,则体现了纯粹的文人趣味以及书院的文学氛围。俞樾弟子的成就,印证了精舍经史词章并重的倾向,随着他们向周边书院的流动,研习经古学的书院网络和知识传播的梯级效应开始形成。以诂经精舍为起点,包括诗赋杂著在内的“古学”获得官方教育体系的认可,骈文在古学中亦占有一席之地,乾嘉时臻于极盛的骈文得以辐射至书院,而书院中骈文力量的积聚最终又汇集为清代骈文成就的一部分。阮元推尊骈文的文学观念在嘉庆年间已经进一步发展,并体现于学海堂的定位中。骈文地位的强化体现于《学海堂集》的编排方式以及阮元用骈体为文集所作序上,也体现于学海堂骈文拟古题的出现。学海堂的制度不同于诂经精舍,没有学额限制,不经学政选拔,士子可自由应课,与广东文会传统有着某种关联。阮元利用文会的习俗,通过考课并散给膏火的方式,吸引广东士子突破举业限制,拓宽视野,培养经史文学方面的兴趣与才能。通过对学海堂各个时期的学长与弟子文学才能的考察以及对四部文集中的骈文数量的统计,可以发现擅长骈文的士子众多,骈文创作也呈上升趋势。学海堂的学长、专课生以及应课者之间形成了切磋学问与文章的人际网络,他们在以学海堂为连接点形成的地域性关系网络中彼此呼应,而当他们四处任职或自己授徒弟子众多形成特殊的“大馆”现象时,学海堂的影响力又被辐射到更远之处。效法学海堂的菊坡精舍与广雅书院在同光时期相继创立后,骈文也成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学海堂影响于岭南者,一是改变其重心学的风尚,使广东士子接受汉学,二是文风上的影响,尤为显著者,是骈文的兴起。在诂经精舍、学海堂的影响下,各地经古学书院相继创立,其课试内容于经史词章中或各有所偏,江宁惜阴书院是偏重于词章的一类书院的代表。科举型书院也纷纷开设经古小课。无论是专课还是小课,都会有骈文出现。苏州正谊书院由传统书院转型为经古书院以后,不仅经古题量大增,而且杂著尤其骈文所占的比例大幅提升,骈文与经古学之间呈现出某种联动关系。书院命题中涉及骈文的,有拟古题、限定以骈体写作之题和有关于骈文的文体、作家、风格、流变的题目。随着史学地位的上升,史论成为书院的常见题型,并且表现出明显的骈俪化倾向,在一些书院中,史论的归属从学术转入杂著,进入词章范畴,回归《文选》的收录标准。俳谐文体现了文章的娱乐讥刺功能,一些书院出现徘谐类题目,意味着纯粹文学性训练的强化,以及文人趣味一定程度上得到表达,而骈体也是俳谐文的大宗。咸同以后,调和汉宋思想日益成为主流,经古学书院出现了课性理之学的需求,而在内忧外患加剧的局势下,社会对时务人才、致用之学以及近代科学的需求,也进一步促进了书院中学科的分化,于是在光绪年间出现了分斋课士的书院,虽然所分之斋名目、多寡各不相同,词章多半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随着光绪二十九年新学制的颁布,全国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词章固然没有在新的学科体系中消失,但不断弱化的趋势激发了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存古学堂的设立。上海格致书院是西学书院的代表,词章之学也在其中留下了痕迹。山长王韬及命题官员在阅卷时,词章依然是习惯性的评价角度,评语中不乏对文体、文气、文风、结构、章法、笔力方面的评价,甚至还出现了对应课者成为古文名家的期许,反映出文学传统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与思维习惯上体现出来的强大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