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奠定了总体基调，提出了向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要求。在这样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迈向了纵深发展的新阶段，面临着由粗放式向高质量投资的转型挑战，肩负着由“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新使命。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从经济学范式及行为科学等理论出发，沿着资源基础观、知识基础观、制度基础观等视角，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做出了解释和研究。但是，现有的国际化战略研究更多的是将中国企业看作源于同一起点，即整个中国情境凝结成一点，而新时代背景下的“走进去”更需要聚焦中国企业自身特质方面，从内在动力的角度去探究企业在国际化中的能力提升，更需要关注来自母国的差异对其行为的影响。实际上，中国情境内部经济及制度发展情况大相径庭，在这种差异基础上产生的企业并非有同样的“出身”（资源与能力），需要进一步区分与探讨。　　因此，为了丰富国际化战略的研究，本文致力于聚焦中国企业自身的资源特征差异，并结合中国的不同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市场化程度等制度环境差异的现实，开展基于企业资源和母国制度环境的研究。本文从亚国家层面出发，整合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探究具有营销资源优势的企业与具有技术资源优势的企业其国际化行为存在何种差异，以及不同的省际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具有不同资源优势的企业其国际化战略行为。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当企业的营销资源越丰富，其国际化速度越快、国际化范围越广;而当企业的技术资源越丰富，其受制于合法性的要求，它的国际化速度较慢、国际化范围相对聚焦;当企业所处省份的制度环境更好时，会负向调节营销资源丰裕的企业与国际化范围的关系，以及负向调节技术资源丰裕的企业与国际化速度的关系。该研究的结果对管理实践也有一定的启示，即不同企业进行国际化要关注自身资源特征，加大对关键资源的投入，方能“对症下药”，稳步促进国际化;同时，对于身处市场化程度较好省份的企业，为应对更高的合法性要求，需要稳固国内市场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