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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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融资市场作为我国上市公司增资扩股的主要市场,对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主要有四种:配股、增发新股、发行企业债券和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近年来,随着相关监管办法的发布,我国再融资市场逐步建立健全了发行审核机制,成为资本市场活跃并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在2017年后,随着“再融资新规”的发布,再融资市场的规模和发行机制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融资门槛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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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融资市场作为我国上市公司增资扩股的主要市场,对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主要有四种:配股、增发新股、发行企业债券和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近年来,随着相关监管办法的发布,我国再融资市场逐步建立健全了发行审核机制,成为资本市场活跃并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在2017年后,随着“再融资新规”的发布,再融资市场的规模和发行机制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融资门槛的不断升高以及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受限加大了定向增发的发行难度。可转债作为一种兼具股权性质和债券性质的特殊金融产品,不仅受到政策支持还具有节税效应,近年来逐渐被投资者所熟知,也越来越受到更多上市公司的欢迎,这都与以往的再融资市场有很大的区别。这不禁引发我们的思考,在“再融资新规”后,市场的机制和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可转债的发行对于公司股价乃至市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因素又是如何?通过阅读以往的文献,国内外的学者对于可转债的研究较多集中于可转债的发行动机,定价机制以及可转债发行后的财富效应的研究,而对于可转债发行后对公司股价影响的研究,尤其是在我国当前极为特殊的金融市场环境下,还存在部分空缺。因此作者希望在“再融资新规”发布的背景下,可转债再融资市场机制以及发行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后,研究可转债其相较于其他股权或者债券类融资方式的优劣势,并且探讨可转债发行对于上市公司以及投资者产生的影响以及影响的要素,同时根据研究结论对于监管体系,发行人和投资者如何在可转债发行过程中建立健全相关机制,达到最大的发行效用提出相关建议。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选取了2017年至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的案例作为样本。首先,运用事件研究法,选取上市公司可转债发行的预案公告前后为事件窗,探讨在这一期间上市公司可转债的发行是否会对股价造成异常收益,并对其显著性做出探究。其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根据以前学者的文献研究总结归纳并选取了可能会对异常收益造成影响的因素,并与先前计算出的超额异常收益率进行回归,比较这些因素对于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的股价效应的影响大小及其显著性。研究发现,在“再融资新规”后,上市公司在发行可转债时的预案公告日前后具有显著的负的异常收益率,这与之前学者的研究出的正的异常收益率大有不同。其原因可能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的健全以及投资者理性程度的增加,可转债的大量发行导致投资者对于可转债的发行的态度与之前不同,并体现在股价的暂时变化上。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作者发现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集中度和经营性现金流会对异常收益率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前十大股东集中度与异常收益率显著负相关,经营性现金流与异常收益率显著正相关。据此,本文在最后对于在上市公司可转债发行的过程中,监管层面提出几点建议:首先注重产业多元化发展,为不同行业的公司积极开辟多种渠道进行融资,对于高成长性高,科技的公司给予一定的支持,为我国的经济注入活力。其次加强信息披露与审核制度。增强市场的有效性,减小信息不对称。同时建立健全审核机制,确保募投项目的真实有效性。关于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上,有如下创新点:首先,本文对于“再融资新规”后的可转债发行对股价的影响进行研究,在有关可转债的研究中,一方面,先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对于“再融资新规”前的较多,对于“再融资新规”后的较少,本文主要研究“再融资新规”后可转债的事件。另一方面,先前国内学者主要探究的是相关理论的研究、可转债的发行动因或财务绩效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可转债发行对于股价的影响及其因素的探究,集中探讨可转债发行对于市场的影响。其次,本文全面收集了国内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的数据,样本数据与市场数据的匹配更加严谨。鉴于本文研究可转债发行的股价效应的研究,作者在市场指数的选取上选择了国泰安CSMAR数据库内综合A股和创业板的指数收益率且为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综合日市场回报率,剔除现金红利的影响。且在先前的类似研究中,大多选取单一上证指数或单一深证指数,存在匹配偏差。本文的研究将股价数据匹配完整市场收益率,并剔除了现金红利的影响,以保持研究的严谨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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