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以韩非思想中“非理想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两种倾向为切入点展开观察和论述。首先,韩非对儒家先验的道德判断和价值预设所造成的理想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从而显示出鲜明的“非理想主义”特色。儒家内在心性论的强调和应然意义上的道德理想确曾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功效,但是因失却了“度”的把握而致使儒家思想往往流于理想化的追求而相对忽略了人心以外的现实世界。当面对时代变迁而产生的利益冲突时,理想化的人性与社会憧憬无力解决形而下的现实问题,而这些却恰恰成为催生韩非理性、务实精神的有益土壤。韩非“非理想主义”的理论建构实着意于以法治政治取代伦理政治这一基点,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政治领域的独特功能,并试图避免伦理道德原则给政治治理行为所带来的干扰。其次,韩非始终对法术之士忠君忠国的救世理想怀抱着一腔热诚,以君主作为国之大利的当然代表。加之法术之士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弱势地位,致使韩非自然而然地将其法治理想和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更对君主保障法治的实施寄予了不切实际的厚望,导致其思想陷入了另一种意义的“理想主义”,这是韩非思想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缺陷。其三,对韩非思想中的糟粕加以扬弃,同时以日本近世思想界通过对法家基本原理的皈依,完成“脱儒入法”全过程,进而为日本近代转型作出充分准备的事实为借鉴,重新反思韩非思想的本国命运,对其思想中有助于本国现代性启蒙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有益因素加以进一步的强调。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进一步清理认识韩非思想过程中的不良惯性思维,进而形成合理看待韩非对儒家道德进行抨击的理性眼光,力图将韩非思想的内容真实地还原给韩非,客观公正地看待韩非思想中的合理因素,既不情绪化地为之袒护,更不因其无法避免的时代与历史局限而对其过分苛责。在传统资源的现代性寻求日益获得重视的今天,我们重新解读韩非务实、理性的“非理想主义”思想和自陷泥淖的法家“理想主义”矛盾,对于充分理解其思想的优劣,梳理其具有现代转化意义的因素是有一定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