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聚氰胺、瘦肉精、商家跑路等事件以来,社会对企业尽职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类似事件屡屡发生折射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社会问题。针对社会责任,学者们众说纷纭:一方面,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兼顾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能够建立并维护各方关系,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社会责任的受益对象泛化,很可能出现收益低于成本的情况,被视为“营业外支出”,额外加重了企业的负担。而股东则追求更高的投资收益,面对社会和股东的压力,企业会如何抉择?为加强监督,2008年末,沪深交易所强制要求A+H股、上证公司治理板块、金融板块、纳入深证100指数的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自此开启社会责任强制披露的新时期。本文采用DID的方法,选取2006年至2011年（政策实施前后三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强制披露政策对应规披露企业当期业绩的影响,并借此识别强制披露政策是否达到预期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未披露企业,在强制披露政策实施之后,应规披露企业的当期业绩下降。在进一步研究中,我们发现:第一,强制披露政策对高、中、低不同盈利水平的应规披露企业均存在负向影响,体现了强制披露政策影响的广泛性。第二,考虑到报表披露的盈余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后的结果,本文以不涉及应计项目的成本费用利润率再次进行回归,发现应规披露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确实存在下降趋势,而不是操纵应计盈余后导致的结果。第三,相比于未披露企业,强制披露政策实施之后,除酌量性的费用有所下降外,应规披露企业的真实盈余在总体上和各部分均无明显变化。在减少酌量性费用的情况下,应规披露企业的当期业绩依然下降。由此可见,强制披露政策实施后的应规披露企业没有因为外部监管的加强由应计盈余管理转向真实盈余管理的迹象。第四,本文选取2011年至2014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应规披露企业长期业绩的变化,发现社会责任对应规披露企业的长期业绩具有正向影响。第五,本文关注市场对该政策的态度,以识别应规披露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能否被外界感知,发现市场对应规披露企业在短期做出负面反应,而从长期来看,该负面反应消失,并出现正向反馈,表现出市场由不信任到信任的态度转变。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本文结合社会责任报告强制披露政策出台的制度背景,将这一外生冲击与公司的微观行为相联系,判断政策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本文以受社会责任报告强制披露政策直接影响的应规披露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不受政策影响的未披露企业作为对照组展开分析,丰富了有关社会责任报告强制披露政策的相关研究。具体来说,本文从机会成本和资源投入产出回报在期间内不匹配的角度解释社会责任强制披露政策对应规披露企业当期绩效具有负向影响的原因。研究结果一方面有利于相关政策制定机构或监管机构基于行为结果做出针对性的调整,进而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对外界市场识别优质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