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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能够注意到许多合作与竞争同时存在的组织活动现象。现有的经济学虽然有一些研究探讨了组织活动中存在的合作与竞争现象,但是在合作与竞争同时存在的组织活动这一领域却鲜有关注。当参与者面对彼此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合作关系,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竞争与合作程度的变化又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一般化模型作为分析框架,以研究这类合作与竞争同时存在的组织活动。
本文的模型基于一般化的Tullock竞赛模型,引入了不同的分配机制与约束机制,来描述不同程度的竞争与合作水平。从我们的统一模型出发,首先找到了在不同的机制组合下的参与者均衡,并对不同机制所带来的均衡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在竞争层面上,竞争水平最低的平均分配机制带来的结果最差,而竞争水平最高的赢者通吃机制大多数情况下都优于竞争水平中等的按劳分配机制,只有当参与者的类别差距很大的时候例外;而在合作层面上,鼓励合作的总体约束机制在约束水平较低时容易诱发参与者相互“搭便车”,从而导致结果比不鼓励合作的个体约束机制更差,但是当约束水平较高时,总体约束的高自由度能够让类别较差的参与者不至于退出,从而带来比个体约束更好的结果。
其次,本文将研究视角上升到活动组织者的层面,来分析组织者的最优机制设计问题。我们的结果发现,当组织者可以自由选择机制组合与约束水平时,他的最优选择是除了总体约束平均分配以外的其他五种机制组合,并且通过设置一个类别较好的参与者能够接受的最高约束水平,来排除掉类别较差的参与者,从而达到自己的目标。
再次,通过对基础模型中一些假设的放松,本文还考虑了更多更一般化的情况。通过引入非对称的个体约束,发现当组织者可以给不同的参与者设置不同的个体约束时,那么他总是能够得到比总体约束和对称个体约束更好的结果。通过引入不完全信息,发现当组织者不清楚参与者的具体类型时,其最优选择是赢者通吃机制,而总体约束平均分配机制则是最差的选择。最后,通过引入一般的目标函数,发现当参与者之间存在较高协同效应时,总体约束平均分配机制反而变成了组织者的最优选择,而赢者通吃机制却变成了最差的选择。
最后,依据本文的主要结论,对不同类型的组织者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让他们在具体操作时能够依据自己所面临实际情况的不同来选择相应的机制设计,从而达到其各自的目标。
本文的模型基于一般化的Tullock竞赛模型,引入了不同的分配机制与约束机制,来描述不同程度的竞争与合作水平。从我们的统一模型出发,首先找到了在不同的机制组合下的参与者均衡,并对不同机制所带来的均衡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在竞争层面上,竞争水平最低的平均分配机制带来的结果最差,而竞争水平最高的赢者通吃机制大多数情况下都优于竞争水平中等的按劳分配机制,只有当参与者的类别差距很大的时候例外;而在合作层面上,鼓励合作的总体约束机制在约束水平较低时容易诱发参与者相互“搭便车”,从而导致结果比不鼓励合作的个体约束机制更差,但是当约束水平较高时,总体约束的高自由度能够让类别较差的参与者不至于退出,从而带来比个体约束更好的结果。
其次,本文将研究视角上升到活动组织者的层面,来分析组织者的最优机制设计问题。我们的结果发现,当组织者可以自由选择机制组合与约束水平时,他的最优选择是除了总体约束平均分配以外的其他五种机制组合,并且通过设置一个类别较好的参与者能够接受的最高约束水平,来排除掉类别较差的参与者,从而达到自己的目标。
再次,通过对基础模型中一些假设的放松,本文还考虑了更多更一般化的情况。通过引入非对称的个体约束,发现当组织者可以给不同的参与者设置不同的个体约束时,那么他总是能够得到比总体约束和对称个体约束更好的结果。通过引入不完全信息,发现当组织者不清楚参与者的具体类型时,其最优选择是赢者通吃机制,而总体约束平均分配机制则是最差的选择。最后,通过引入一般的目标函数,发现当参与者之间存在较高协同效应时,总体约束平均分配机制反而变成了组织者的最优选择,而赢者通吃机制却变成了最差的选择。
最后,依据本文的主要结论,对不同类型的组织者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让他们在具体操作时能够依据自己所面临实际情况的不同来选择相应的机制设计,从而达到其各自的目标。